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

　　资料图：1946年3月，军统领袖戴笠的葬礼。戴笠曾成立“别动队”、“忠义救国军”，负责收集日伪活动，刺杀汉奸。

　　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是梦一样的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

　　“那是我第一次做制裁任务的主攻手。”回忆起1940年的那次惊心动魄的猎杀，耄耋老人刘永康仍然兴奋不已。刺杀的地点是北京丰盛胡同。这是一条极为宽阔的大胡同，那辆载着暗杀对象的黄包车每天必经此地，而胡同周围，是无数方便杀手逃脱的岔路口。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反复推演，年轻的杀手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已是了然于胸。

　　枪手们比计划提前十五分钟上路了。曾经的教训使他们有了周密的部署。在绕过一支不期而遇的敌伪盘查队后，时间刚刚够用。早八点十分，两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接近了黄包车内的目标。在距离十多米的时候，担任主攻的刘永康左手扶把，右手打开左轮手枪的保险，对准前面车中人的后心就是一枪。而副手叶于良也赶过来又补了一枪……

　　黄包车无声无息的停了下来，人和车都翻倒下去，淌下一地的鲜血。惊呆了的路人初是愕然，然后就慌乱起来四散奔逃。被刺杀的人名叫俞大纯，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

　　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是梦一样的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其最初成员，几乎都来自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

　　一些名人的后代也加入了抗团，如孙连仲上将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军、宋哲元上将的女儿宋景宪、国民党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治安上将的侄女冯健美、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伪陆军部长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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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黍离之悲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阴暗的小阁楼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对悬挂在墙上的雄狮长卷，一起开始宣誓：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刘永康和这三位新人针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饮而尽。

　　火烧仓库

　　“这可能是抗团最幸福的一天。”大火持续了六个小时，25辆消防车也无济于事。轻易占领半个中国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在他们入侵一周年的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既没有隔离易燃易爆品，也没有消防通道之类的设计，只能坐视这个华北最大的仓库烧成一片白地。

　　铁血锄奸

　　“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子弹被车窗减缓了力道。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刘永康依然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

　　九死一生

　　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五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黄色炸药再一次出现问题，使他们终于被敌人生擒。

　　从铁窗再到铁窗

　　“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没容我认清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

　　从黍离之悲到铁血锄奸

　　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此时，恰逢七七事变爆发，那年的7月26日，刘永康和同学们来到天津金刚桥附近的市政府，慰劳英勇抗战的二十九路军。这支队伍和当时其他“国军”大不一样，一是有善战之名，曾经在长城两侧屡挫倭寇锋锐，取得多次大捷。二来除了三八大枪之外，人人背后一把闪亮的大刀。为了答谢父老乡亲的厚意，部分官兵还为天津市民表演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刀术。

　　可惜，这是国军在天津最后的身影。三日后，英勇的二十九路军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平津，沦陷了。

　　城破之余，不愿意作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此时天津陆上交通已被日军切断，大红桥水上码头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刘永康随着人流来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流民图上似曾相识的画面“一群群，一帮帮，衣衫褴褛，灰颓颓，颟顸顸，飘落四方，凄凄然，惶惶然，逃命去也，栖栖路，惨惨切，没有希望”。

　　船沿子牙河缓慢前进，四处是国民党溃兵爆破阻挡日军的决口，洪水扑向已经成熟的庄稼，发出闷雷般的怒吼。当晚，三名土匪对落难的同胞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劫。一难未平一难又起，次日凌晨日军飞机追上这逃难的船队，日军飞行员把航空炸弹和机枪子弹倾泻在这些逃难的木船上。十七艘船转眼只剩下千疮百孔的两艘。经历这一切的刘永康，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回到了故乡，但故乡同样被洪水威胁，战火笼罩。

　　他突然意识到，被敌人践踏蹂躏的祖国大地是寻找不到一处安全乐土的。故乡的破败和日寇杀人放火屠村屠城的暴行刺激着他。一番痛苦煎熬过后，刘永康又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

　　入学不久，一位转学到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都无所谓了。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阴暗的小阁楼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对悬挂在墙上的雄狮长卷，一起开始宣誓：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刘永康和这三位新人针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饮而尽。

　　火烧仓库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了一系列掠夺沦陷区资源的行动。天津成为这些被掠夺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在天津火车南站，日军为了将堆积如山的掠夺所得尽快转运，修建了一座巨大，防备严密的仓库，堆积着高耸入云的棉花、小麦、煤炭、钢铁、木材、军火……

　　1938年的七七纪念日，抗团主力决定对天津南站仓库进行毁灭性打击。为了了解敌情，抗团成员杨大森用稚嫩肩膀扛了半年百斤麻包，化妆成叫花子摸索敌人换岗规律的小战士孙海临，率领小学组全体成员主动请缨。上午九点，战斗开始。杨大森利用装卸棉花包的机会，寻机用小刀给棉花包开膛破肚，将早已准备好的“饭盒”塞入了棉絮之中。机警的杨大森后来又将另一个做过手术的棉花包卸在了仓库的另一端……

　　半小时后，冲天的大火照亮了天津的正午。已经告假溜走的杨大森在战友们的欢呼中被抛向天空，被侵略的苦闷也稍稍得到了消减。

　　“这可能是抗团最幸福的一天。”大火持续了六个小时，25辆消防车也无济于事。轻易占领半个中国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在他们入侵一周年的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既没有隔离易燃易爆品，也没有消防通道之类的设计，只能坐视这个华北最大的仓库烧成一片白地。翌日清晨，在发黑冒烟的灰烬堆里，负责把守仓库的日军大佐羞惭无地，剖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