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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滇西老兵群:寻找抗日国军老兵

2016-12-09 阅读次数:

走近滇西老兵群

  国殇墓园

  走近滇西老兵群

 

  抗日老兵,那是他们曾经的身份。

 

  这个身份,意味着枪林弹雨,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厮杀;意味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性命;意味着忍饥受寒,赤脚千里,炮火连天中转战疆场;还意味着远离爹娘,流落他乡,与故乡、与亲人生死两茫茫。

 

  现在,他们其实就是农民,是一位又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

 

  他们祖祖辈辈原本就是农民,生活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或者生活在云贵川的崇山峻岭之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成了“壮丁”,放下锄头和背篓,持刀操枪,奔袭千里,与日本人拚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鬼子的枪弹和刺刀,活下来的又大多死于过去几十年的贫穷和疾病。他们中少数中的少数,活到了今天,等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等到了被人记起,被人翻山越岭地看望。

 

  与缅甸接壤的滇西山区,曾经是中国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反复厮杀的战场,因而遗留下大量老兵。当硝烟散去,战场归于平静,曾经的战士解甲归田,散落于滇西大山的褶皱中,在那些他们冲锋陷阵过的一个个坝子和山寨中生活下来。

 

  保山市有隆阳区和腾冲、龙陵、施甸三个县,因此相应地形成了四个老兵群落。资料显示,1945年,留在腾冲县的老兵有1350多名;60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08人。而整个保山地区的健在老兵,也不过300来人。

 

  抗日老兵的身份,曾经的硝烟和鲜血,和平年代的人们未曾有过的也想象不出的那些经历,在他们的后半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的荣誉和安乐。他们就和别处农村常见的老农一样,几亩田地,几间老房子,风烛残年,努力地活着。

 

  2002年8月15日,腾冲县委宣传部邀请县内50多位老兵座谈,并到滇池西战役纪念馆“国殇墓园”祭奠烈士。活动结束后,县里送给老兵们一点微不足道的纪念品,每人两包奶粉和一些糕点,一个塑料袋装着。

 

  一些老兵后来的举止让所有人惊讶不已:他们回家后,将奶粉和糕点原封不动地摆在了家里的供桌上,和祖先的牌位供在一起

 
走近滇西老兵群
走近滇西老兵群

  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工兵营唯一健在老兵张羽富

  抗战老兵张羽富在中国远征军的经历

  本刊记者 发自云南

 

  1944年5月11日,重新集结的中国远征军打响滇西大反攻。

 

  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11、第20两大集团军,14个步兵师16万余官兵,强渡怒江,全线压至怒江以西的高黎贡山、腾冲、松山、龙陵、平戛等处战场,与日军决一死战。

 

  16万官兵中,有面对国恨家仇、临阵入伍的义勇青年,但更多的是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壮丁。

 

  其中有老兵,如106岁的老军医傅玉德。老兵们大都参加过芦沟桥、台儿庄、长沙、武汉、广西昆仑关以及两次淞沪战役,与日本兵一场一场地血拚,几乎是徒步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有的甚至参加过军阀战争。他们的从军故事,就像一幕又一幕的传奇。

 

  但更多的是新兵,是四十年代初在云贵川三省招募的农村青壮年。当时中国的大部地区如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都已经沦陷,只能到尚未沦陷的云贵高原,到那些山区和平坝的寨子中,征集年轻的农家子弟,将他们送上抗日战场。

 

  国难当头,兼之国力衰弱,来自农村的新兵们,在成为壮丁的第一天,就走上了一条困苦之路,甚至是不归之路。

 

  张羽富,80岁,原籍贵州省德江县,现在是云南陇川农场退休干部,1943年腊月二十三入伍。那一年,张羽富18岁。

 

  “壮丁都是用绳子捆着,5个人捆在一起,上百人串起来,枪押着就上路了。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困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往死里打。拉着走了7天,到了遵义。”

 

  离开遵义的日子,张羽富也还记得,那是转过年的1944年正月十六。他们往云南方向走,还是绳子捆着,走了两个多月,到了文山,分入部队,张羽富因为有点文化,被编入第8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

 

  这时,和他一道走过来的壮丁已经死了一半,他们死于饥饿和疲劳。每天只有二两老糙米煮的稀饭,年轻的张羽富饿得连连掉头发。穿草鞋、打赤脚,千里迢迢,爬山涉水,张羽富自称这一路“掉了两层皮”。

 

  第8军的战场在怒江西岸的松山,张羽富换上军衣之后,迅即赶往滇西,依然是白天行军,晚上打草鞋。

 

  张羽富所在的工兵营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立了大功。

 

  整个滇西战役,主要是在松山、腾冲和龙陵三大战场展开,其中松山战役是重中之重。

 

  松山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它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中缅公路穿山而过,其地势之险要被西方记者称为“滇缅公路之直布罗陀”。

 

  日军在此盘踞两年,早已广筑工事。那些上层铺着钢板的碉堡,“布满坡面,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每个堡垒“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仓库”。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毫发无损,因此驻守日军113联队队长松井秀治放言:“松山筑起的是战略保险箱”。

 

  此外,日军阵地还有完备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甚至设置了慰安所,摆开了死守到底的架势。

 

  6月4日,远征军第71军仰攻松山,占领拉勐,对日军形成包围,苦战一个月,阵亡1000余人,改由攻击力更强的第8军主攻。

 

  又过了一个月,第8军攻至敌军主阵地150米前,再也攻不上去。副军长李弥命令工兵营,就从山腰开始,向上挖坑道,挖到日本人的碉堡底下,来个釜底抽薪,把日本碉堡连同日本鬼子,全部用炸药炸掉。

 

  张羽富亲手挖掘了那两条致敌于死命的坑道。

 

  “先是躺着挖,然后跪着、蹲着挖,最后才能站起身来。白天挖坑道,晚上偷偷运土、运炸药。装上炸药后再从山下面把土运回来,把坑道填好。”

 

  十来天后,150米坑道挖成,3吨炸药运毕,两根导火索铺就,坑道完全填满。8月20日,中国部队佯攻一阵,全部下撤,包括卫立煌、宋希濂在内的远征军高级将领悉数到场观看。

 

  张羽富亲眼看着工兵营营长尚承序“手有些抖,猛吸两口烟,把烟头扔掉,狠狠摇着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器”。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张羽富和战友们顾不上隐蔽,跳出战壕高声欢呼,荣誉3团则不费一枪一弹冲了上去。

 

  自此,中国军队开始在主峰上与日军展开拉锯战。9月1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下令,务必在“九·一八”国耻日之前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处置。副军长李弥急红了眼,抓起一顶钢盔扣在头上,操起冲锋枪,带着特务营上了主峰阵地。6日,张羽富看见李弥被卫兵扶着从山上下来,李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到了9月7日,松山终于收复。

 

  当时的情景,张羽富记得一清二楚:“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坐着没动,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一战,日寇113联队3000多人被全歼,但是远征军也付出了阵亡6000人的代价(其中就有张羽富的8位老乡),第71军新28师、第8军82师、102师伤亡殆尽。

 

  61年了,张羽富还是忘不了那些躺在山坡上阵地前的战友尸体,忘不了他所熟悉的全军覆没的荣誉三团。“荣誉三团全是跟日本人交过手受伤的老兵,在重庆、昆明养好伤后重新编入部队。他们打仗最勇敢,但最后全打光了,团长赵发炳心疼得直哭。”

 

  松山战役从6月打到9月,正是天气最热、雨水最多的时候。漫山遍野的尸体很快腐烂,“士兵站岗时,蛆都往腿上爬;山上的树和野草都让尸水泡死了。”张羽富说刚上阵地时根本吃不下饭,后来又连逢大雨,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件雨衣,普通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任由雨水从头浇下。

 

  1945年3月,第8军使用美式装备,张羽富领到了从军以来的第一双胶鞋,这时他已经从滇西战场撤到了大理。

 

  后来,张羽富跟随部队几乎沿着入伍时的同样路线,从云南步行,走到贵州,又走到广西,然后走到广东,再走到香港九龙。然后北上内战,到了锦州、潍坊、徐州,最后在广东三水全军起义。再沿着原来路线,一步一步走过广西、贵州,还是回到了云南。

 

  1949至1955年,张羽富他们以大理为驻地,四处开山修路,南边修到临沧,北边修到德钦。最后响应号召,重新回到当年的滇西战场陇川县农场,开荒种田,屯垦戍边,直至退休。

 

  张羽富脾气温和,一生老实,做事卖力。早在1953年,他就在修路工地上多次立功并入了党,此后,在陇川农场,也一直担任中层干部。因忙于工作加上山高路远,直到1965年,才利用在西双版纳搞“四清”的机会,回到贵州看望老母亲,这距离他被抓“壮丁”已经22年。

 

  当时,40岁的张羽富依然单身一人,早年离家时定下的娃娃亲已经成了弟媳妇。文革中,张羽富受到冲击,他担心会被遣散回老家,如果还是单身,没有面子,就委托老母亲在老家找了现在的老伴。

 

  如今,张羽富的女儿在陇川县城工作,儿子辞职下海闯深圳,在华为公司做事。他和老伴生活在农场的一处平房里,去年退休工资调整,他一个月可以领到八百多元。

 

  几年前,张羽富在一座山包上买了块墓地,那里掩埋着许多先他而去的战友,有的是南下的八路军,有的是和张羽富一样的国军。作为抗日老兵,他们已经彻底融入这块流过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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