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敢死队队长后人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军阀

　　他曾作为敢死队第三队队长，进攻总督衙门

 

　　■特派记者 邓娟 发自武汉

 

　　历史过去了一百年，时间到了2011年7月2日的湖北武汉，此时距武汉举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典的日子还有99天。

 

　　武汉对辛亥首义的纪念筹备早在去年的3月就开始了，时任武汉市长的阮发成就在北京透露，武汉市为了明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相关建设投资已超过200亿元。

 

　　7月2日的那一天，家住武昌东湖路的70岁的老人马竹林早早起来，收拾好屋子，等待第一个病人上门问诊。

 

　　他是一个当地小有名气的老中医。

 

　　马竹林的诊所挤在武昌最繁华的水果湖腹地，门前车水马龙，室内空间局促。上午的整个时光中，陆续有看病的人上门，经过他后窗的邻居习惯性朝诊所投进几眼。

 

　　1966年“文革”伊始，孙子马竹林亲手将曾参加过辛亥首义的祖父马骥云的遗物抛入长江，此后的许多年后，待时局平息下来，他又开始打算重新找回那段属于家族的遗物。

 

　　对他来说，寻找马骥云，也就是寻找辛亥。

 

　　他奇怪祖父临终时大喊“杀鞑子”

 

　　70岁的马竹林抱出一叠书，厚厚的《湖北省志》，武汉大学出版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封皮和书页都已经泛黄，看得出有些年头。

 

　　不忙的时候，马竹林就翻翻这些故纸。这些年，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追寻祖父的记忆。

 

　　祖父马骥云是69岁去世的，那个时候马竹林11岁。

 

　　1952年5月13日，在汉口铁路医院的一间病房，因心肾功能衰竭，老人马骥云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却陡然坐起，举着右手，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出声来。

 

　　7月2日那天，马竹林为了让我明白当时的场景，他抬起眼，压低了声音，学着那时的祖父喊：“杀，杀鞑子啊……”

 

　　情景仿佛回到了那一天。

 

　　那天病房里的亲友和医生护士无不动容。但11岁的马竹林不明白，是什么样的过去，让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挥之不去?

 

　　在祖父马骥云去世前的好几十年，他很少提往事。以至于他死后，连他的儿子、马竹林的父亲马迈群都不太清楚。

 

　　不是算命的准

 

　　而是对了祖父的心思

 

　　祖父去世的9年后，1961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20岁的马竹林随父亲回河南老家避难。也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从亲友口中听说了祖父的往事。

 

　　1903年，河南固始县东关站马巷的年轻人马骥云20岁，有一天他在城门口被摆地摊的算命先生拦住，非要算上一卦。“年轻人，固始县不是你久居之地，你赶紧往东南方向走，那才是你飞黄腾达的地方”。

 

　　故事讲到这里，马竹林笑着说：“倒不是那算命的有多准，只是恰好对了我祖父的心思。我曾祖父是前清秀才，祖父从小很刻苦地念书。他有才学，也有抱负，希望有一天出人头地。”

 

　　“祖父还会武术和医术。我们家是回族，固始虽是小地方，但清真寺的阿訇就像汉族的高僧一样深层不露，祖父跟着阿訇学习了太极拳和医术。我也是在回老家的这一年，跟着一位阿訇学习了针术和脉学。”

 

　　1903年，为了一个远方的理想，20岁的马骥云拜父母，别娇妻，穿商城，过麻城，朝着东南一直来到武汉，投奔了湖北新军。

 

　　凭一身本事，他很快被提拔为军官。

 

　　首义时

 

　　他作为敢死队队长

 

　　“就在起义的前几天，我的父亲马迈群出生了，祖父马骥云当时是筹备小组的成员，没法陪在祖母身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初为人父的马骥云，作为敢死队第三队队长，参与左路军正面进攻总督衙门的战斗，身先士卒，“以必死之心，冒敌人炮火喊杀前进”。

 

　　起义胜利后，他当上了大元帅府参事兼豫南剿匪第一路军司令。

 

　　“祖父的勤务兵魏德胜，我们叫他魏伯伯，以前他还在的时候常常来我们家。魏伯伯说，你祖父打仗从不含糊，总是一马当先，我们想拦也拦不住，有一次赶时间，司令就边骑马边给上峰打报告。”

 

　　起义后，马骥云被国民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军衔。总共685人的辛亥首义功臣名单，分甲乙丙丁四种，“我祖父排在甲种第35名”。

 

　　马骥云后来追随孙中山，曾任大元帅府参事。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时，他在北京任职。

 

　　“1929年，祖父弃政从医。原因是他看到当时很混乱，蒋介石并没有坚持中山先生的遗志，我祖父感到忧愤，写了一封万言书，但是没有作用。心灰意冷之下，他卸甲归田，回武汉开业行医。”

 

　　祖父马骥云给他的儿孙们留下一副对联：“撑起几根穷骨头作最后挣扎，睁开两个冷眼睛看将来如何”。

 

　　“文革”时

 

　　他把祖父的遗物扔进了长江

 

　　“祖父去世了，当时我年纪小，对他的历史很模糊。加上‘文革’期间，我们家被抄了三次，大家都吓得不得了，把家里跟老辈的事业沾边的东西全扔了。”

 

　　于是，在1966年盛夏的那天，25岁的马竹林起了个大早，来到江边赶轮渡。等船开到江心，他把揣在怀里的包袱从厕所扔进了滚滚波涛之中。

 

　　“包括湖北都督黎元洪发的委任状，勋章、军刀，还有一支生了锈盒子枪，全都扔了”，马竹林说，“扔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对不起我祖父。”

 

　　“可就是这样，我们家也没有幸免，从50年代就不太平，一直是被专政的对象。当时上学工作，都是要根据家庭背景定的。”

 

　　马竹林在湖北水利电力专修学院，起初担任“学生会主席、广播站站长、宣传部长、文艺评选委员会委员、文艺创作委员会会员”五个职务，学校知道他的出身，全部撤销。

 

　　“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食堂发酱油水当菜，我走出来看到同学，开玩笑说‘今天加菜’。”

 

　　多说了4个字，就招来了各种各样的批斗，马竹林被定性为“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追究到我祖宗三代，他们说我是反动军阀的家庭，有那个思想基础”。

 

　　时间隔得太久远

 

　　年轻人已经没了兴趣

 

　　这个辛亥家庭遭受打压的那些年，也是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被刻意回避的漫长岁月。

 

　　如今，不堪的经历终于成为过去。辛亥精神重新被提起，“历史终究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

 

　　当年把祖父的辛亥遗物抛入长江，马竹林希望能够一点一滴地把那段历史拾捡回来。

 

　　说话间，马竹林的独生子回来了，用武汉话和老人打招呼。儿子还有一个14岁的孩子。

 

　　“后辈们对家里的辛亥历史还有兴趣了解吗?”我问马竹林。

 

　　他说，时间隔得太久远，年轻人也没有兴趣。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有些孤独。

 

　　百年纪念前的细节

 

　　无处不在的纪念气氛

 

　　7月2日那天，位于武昌总面积170公顷的首义文化区仍在如火如荼修建中。百年前见证革命爆发的起义门刚刚完成主楼的修缮。

 

　　首义广场的红楼前，一对头戴旅游帽的老夫妇站在飘扬的十八星旗下，朝着关闭的铁门里张望。红楼现在是辛亥革命纪念馆，从今年2月开始闭馆维修。

 

　　所有工程都将在9月完工，一切在为10月份的庆典筹备。而在武汉三镇的街头，也已经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纪念氛围。

 

　　如果你乘的士穿过长江隧道，从汉口进入武昌的外地乘客会发现，在友谊大道附近的一个工地，围墙上绘着鲜红欲滴的十八星旗，旁边写着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字样。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并不属于这个城市投资200亿元在建的辛亥革命纪念场馆之一。

 

　　近几个月来，武汉三镇大概有60处工地的围挡会被设计成“首义文化墙”，人们可以看到，孙中山的肖像描绘在武汉的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