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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敢死队队长后人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军阀

2016-12-08 阅读次数:

辛亥敢死队队长后人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军阀

  他曾作为敢死队第三队队长,进攻总督衙门

 

  ■特派记者 邓娟 发自武汉

 

  历史过去了一百年,时间到了2011年7月2日的湖北武汉,此时距武汉举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典的日子还有99天。

 

  武汉对辛亥首义的纪念筹备早在去年的3月就开始了,时任武汉市长的阮发成就在北京透露,武汉市为了明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相关建设投资已超过200亿元。

 

  7月2日的那一天,家住武昌东湖路的70岁的老人马竹林早早起来,收拾好屋子,等待第一个病人上门问诊。

 

  他是一个当地小有名气的老中医。

 

  马竹林的诊所挤在武昌最繁华的水果湖腹地,门前车水马龙,室内空间局促。上午的整个时光中,陆续有看病的人上门,经过他后窗的邻居习惯性朝诊所投进几眼。

 

  1966年“文革”伊始,孙子马竹林亲手将曾参加过辛亥首义的祖父马骥云的遗物抛入长江,此后的许多年后,待时局平息下来,他又开始打算重新找回那段属于家族的遗物。

 

  对他来说,寻找马骥云,也就是寻找辛亥。

 

  他奇怪祖父临终时大喊“杀鞑子”

 

  70岁的马竹林抱出一叠书,厚厚的《湖北省志》,武汉大学出版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封皮和书页都已经泛黄,看得出有些年头。

 

  不忙的时候,马竹林就翻翻这些故纸。这些年,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追寻祖父的记忆。

 

  祖父马骥云是69岁去世的,那个时候马竹林11岁。

 

  1952年5月13日,在汉口铁路医院的一间病房,因心肾功能衰竭,老人马骥云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却陡然坐起,举着右手,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出声来。

 

  7月2日那天,马竹林为了让我明白当时的场景,他抬起眼,压低了声音,学着那时的祖父喊:“杀,杀鞑子啊……”

 

  情景仿佛回到了那一天。

 

  那天病房里的亲友和医生护士无不动容。但11岁的马竹林不明白,是什么样的过去,让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挥之不去?

 

  在祖父马骥云去世前的好几十年,他很少提往事。以至于他死后,连他的儿子、马竹林的父亲马迈群都不太清楚。

 

  不是算命的准

 

  而是对了祖父的心思

 

  祖父去世的9年后,1961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20岁的马竹林随父亲回河南老家避难。也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从亲友口中听说了祖父的往事。

 

  1903年,河南固始县东关站马巷的年轻人马骥云20岁,有一天他在城门口被摆地摊的算命先生拦住,非要算上一卦。“年轻人,固始县不是你久居之地,你赶紧往东南方向走,那才是你飞黄腾达的地方”。

 

  故事讲到这里,马竹林笑着说:“倒不是那算命的有多准,只是恰好对了我祖父的心思。我曾祖父是前清秀才,祖父从小很刻苦地念书。他有才学,也有抱负,希望有一天出人头地。”

 

  “祖父还会武术和医术。我们家是回族,固始虽是小地方,但清真寺的阿訇就像汉族的高僧一样深层不露,祖父跟着阿訇学习了太极拳和医术。我也是在回老家的这一年,跟着一位阿訇学习了针术和脉学。”

 

  1903年,为了一个远方的理想,20岁的马骥云拜父母,别娇妻,穿商城,过麻城,朝着东南一直来到武汉,投奔了湖北新军。

 

  凭一身本事,他很快被提拔为军官。

 

  首义时

 

  他作为敢死队队长

 

  “就在起义的前几天,我的父亲马迈群出生了,祖父马骥云当时是筹备小组的成员,没法陪在祖母身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初为人父的马骥云,作为敢死队第三队队长,参与左路军正面进攻总督衙门的战斗,身先士卒,“以必死之心,冒敌人炮火喊杀前进”。

 

  起义胜利后,他当上了大元帅府参事兼豫南剿匪第一路军司令。

 

  “祖父的勤务兵魏德胜,我们叫他魏伯伯,以前他还在的时候常常来我们家。魏伯伯说,你祖父打仗从不含糊,总是一马当先,我们想拦也拦不住,有一次赶时间,司令就边骑马边给上峰打报告。”

 

  起义后,马骥云被国民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军衔。总共685人的辛亥首义功臣名单,分甲乙丙丁四种,“我祖父排在甲种第35名”。

 

  马骥云后来追随孙中山,曾任大元帅府参事。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时,他在北京任职。

 

  “1929年,祖父弃政从医。原因是他看到当时很混乱,蒋介石并没有坚持中山先生的遗志,我祖父感到忧愤,写了一封万言书,但是没有作用。心灰意冷之下,他卸甲归田,回武汉开业行医。”

 

  祖父马骥云给他的儿孙们留下一副对联:“撑起几根穷骨头作最后挣扎,睁开两个冷眼睛看将来如何”。

 

  “文革”时

 

  他把祖父的遗物扔进了长江

 

  “祖父去世了,当时我年纪小,对他的历史很模糊。加上‘文革’期间,我们家被抄了三次,大家都吓得不得了,把家里跟老辈的事业沾边的东西全扔了。”

 

  于是,在1966年盛夏的那天,25岁的马竹林起了个大早,来到江边赶轮渡。等船开到江心,他把揣在怀里的包袱从厕所扔进了滚滚波涛之中。

 

  “包括湖北都督黎元洪发的委任状,勋章、军刀,还有一支生了锈盒子枪,全都扔了”,马竹林说,“扔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对不起我祖父。”

 

  “可就是这样,我们家也没有幸免,从50年代就不太平,一直是被专政的对象。当时上学工作,都是要根据家庭背景定的。”

 

  马竹林在湖北水利电力专修学院,起初担任“学生会主席、广播站站长、宣传部长、文艺评选委员会委员、文艺创作委员会会员”五个职务,学校知道他的出身,全部撤销。

 

  “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食堂发酱油水当菜,我走出来看到同学,开玩笑说‘今天加菜’。”

 

  多说了4个字,就招来了各种各样的批斗,马竹林被定性为“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追究到我祖宗三代,他们说我是反动军阀的家庭,有那个思想基础”。

 

  时间隔得太久远

 

  年轻人已经没了兴趣

 

  这个辛亥家庭遭受打压的那些年,也是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被刻意回避的漫长岁月。

 

  如今,不堪的经历终于成为过去。辛亥精神重新被提起,“历史终究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

 

  当年把祖父的辛亥遗物抛入长江,马竹林希望能够一点一滴地把那段历史拾捡回来。

 

  说话间,马竹林的独生子回来了,用武汉话和老人打招呼。儿子还有一个14岁的孩子。

 

  “后辈们对家里的辛亥历史还有兴趣了解吗?”我问马竹林。

 

  他说,时间隔得太久远,年轻人也没有兴趣。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有些孤独。

 

  百年纪念前的细节

 

  无处不在的纪念气氛

 

  7月2日那天,位于武昌总面积170公顷的首义文化区仍在如火如荼修建中。百年前见证革命爆发的起义门刚刚完成主楼的修缮。

 

  首义广场的红楼前,一对头戴旅游帽的老夫妇站在飘扬的十八星旗下,朝着关闭的铁门里张望。红楼现在是辛亥革命纪念馆,从今年2月开始闭馆维修。

 

  所有工程都将在9月完工,一切在为10月份的庆典筹备。而在武汉三镇的街头,也已经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纪念氛围。

 

  如果你乘的士穿过长江隧道,从汉口进入武昌的外地乘客会发现,在友谊大道附近的一个工地,围墙上绘着鲜红欲滴的十八星旗,旁边写着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字样。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并不属于这个城市投资200亿元在建的辛亥革命纪念场馆之一。

 

  近几个月来,武汉三镇大概有60处工地的围挡会被设计成“首义文化墙”,人们可以看到,孙中山的肖像描绘在武汉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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