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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墙式汉奸周佛海:一生的遭遇是命运的支配

2016-12-08 阅读次数:

骑墙式汉奸周佛海:一生的遭遇是命运的支配

  周佛海在汪精卫政权成立时的留影

  原文载于《随笔》

 

  对不祥的命运,周佛海也早有预感。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决不是我的聪敏才智说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文人之笔固然高蹈,但联结的却是征名逐利的“文人无行”,未免令人失笑。

 

  三大汉奸中,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陈公博20岁丧父;周佛海也是父亲早故,由寡母抚养长大。周佛海和陈公博都以孝子著称。军统头子戴笠对周佛海的争取,也是从软禁和善待其母亲着手。“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这是“孝子”周佛海早年离乡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是军统特务以其母亲名义写给周佛海的“策反”书信中的诗句。怎奈母虽“倚闾”,子却“骑墙”,欲求“忠奸两全”、“忠孝两全”而不得,甚至“奸孝两全”也不得。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是一个背道者虚幻追求自我心理弥合的残缺样本。

 

  周佛海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时又是个颇有文人气息的汉奸。早年是小有名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又成为三民主义理论家,再后又是汪伪“和平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一贯善于文墨、勤于写作,写的内容却经常见风使舵、变化多端。

 

  与蒋介石一样,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37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起开始,一日一页,一年一本。家中遭遇火灾,老婆首先抢救珠宝首饰,他则马上去抢救其日记,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重视。在回忆录方面,他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刊载在《古今》等杂志上,1943年由杂志的古今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往矣集》。

 

  《往矣集》内收《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苦学记》、《扶桑 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走火记》、《自反录》等篇。《苦》篇所记,主要是家世和幼年从学经历。《扶》篇所记,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包括他发起组织共产党的经历。《盛》篇记述回国后到抗战爆发的从政历程。串联来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传视之。这一点和陈公博的《苦笑录》差堪相似,都是“半截子工程”,都只记述成为汉奸之前的从政生涯,从题目“往矣”、“苦笑”来看,也都别有怀抱、充满悲情。

 

  《古今》杂志主编朱朴所作序言中称,《往矣集》乃是《古今》杂志所推出的《古今丛书》的第一种,收入者多是周佛海为杂志所撰特稿,并称:“在过去十数期的《古今》中,虽名作如林,无篇不精,但是读者所最欢迎各方所最注意的,当推周佛海先生之作为第一。”

 

  朱朴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依我个人的分析,全在于一个‘真'字。一般人读了《三国志》及《水浒传》两部小说,没有不对于张飞李逵二人引起无上的敬爱者,无他,因为张飞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字的表现而已。”“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热烈,待人之真诚,行为之侠义,没有一个比得上周先生的。”虽是阿谀之辞,但周佛海在“气焰正盛”时的文字,除了以奉承汪精卫的《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作为开篇之外,的确没有太多“官场气”。这也是此书可堪一读的原因。

 

  野心与革命

 

  周佛海早年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由于聪慧好学,成绩超拔,也素来“醉心”政治。家乡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中记述:“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这无疑是一个穷学子信心百倍渴望出人头地的真实写照。

 

  机缘巧合,在老师和同学资助之下,他得以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还写了不少分析国际政治、推介新思潮的文章到国内杂志投稿。他的政治开篇,是回国省亲期间,结识陈独秀等,遂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一大”,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仅在陈独秀之下。

 

  回忆自己参与发起共产党,周佛海坦言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虽然现在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但是当时意气之豪,实可以上冲云霄!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一大”期间,周佛海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被报纸曝光,他也受到党内批评。会后,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后又被捕),周佛海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陈独秀出狱后,他携杨淑慧返回日本。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可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中选择其一读书。“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曾经以《经济学大纲》风靡国内学界的河上肇,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当时仍未发展成熟,也有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点。周佛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走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与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颇为异曲同工,但陈是对共产党不满在先,论证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理”在后;周却是在研究中得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以此为后来脱党的理由。与此成为对比的是同样留日的周恩来。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周恩来与周佛海均留学日本,学习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态度差异很大,加上河上肇学说中混合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取舍,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周佛海则从信仰共产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两人的不同人生道路留给后人许多思考。”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政府虽不禁止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但却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及其后的活动,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不知道,但日本警方却完全掌握,并对周警告“敲打”。周佛海为学业和生活所迫,也只好“夹起尾巴”不敢擅动。虽与共产党活动渐行渐远,但也促进了他的专心学业。留学期间,周翻译了《互助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社会主义名著,也翻译了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翁特曼的《马克斯经济学原理》和野村兼太郎等的《各国经济史》等经济学著作,成果丰硕,他也成为“国内排得上号的老资格马列专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框架内的政治经济学有着独到的理解”。

 

  1924年春,周佛海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之时,正为找工作操心,理想是当北京大学教授或商务印书馆编辑,月薪有150大洋便“心满意足”。“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不料恰逢国共合作,机会从天外飞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面对高薪厚禄,周佛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志向,欣然投向政坛。面对其后国共对立局面的不断显现,他又继续为戴季陶、邹鲁所笼络,投向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日益加重,拒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他一意孤行,还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周佛海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马克思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马克思者的地方。”周佛海还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系列文章,辨析他的“反共产”观点与“反革命”的不同,意在证明自己的“革命”。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一观点,应该说是相当部分国民党员的主流看法(陈公博回忆他与鲍罗廷的论战,也大同小异),也说明周佛海已经完全脱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在《往矣集》中,他也以一副忏悔的姿态说:“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是怀着满腔希望,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哪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分子,越变越坏,竟变成杀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张献忠、李自成一样的残忍。所以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大部分都先后宣告脱党。……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变成流匪。作俑的人,实在罪孽深重!”

 

  国共皆欲诛之

 

  1927年,国共矛盾激化之际,周佛海正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是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后两人各有兼职,“学校的事,大半由我主持。当时最痛苦是,就是应对国共的摩擦。我已于十三年冬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我,自然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事实上,经由“伯乐”戴季陶的指引,他已决意靠拢有“枪杆子”大权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邓演达派恽代英担任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职务。周常称病不到学校,并密谋逃走。正值夏斗寅进攻武汉,学生军匆匆出战,恽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名义,随军出发,周佛海在校留守。他利用岳父与船务公司的关系,带着以看戏洗澡为名离开武昌的妻儿,在汉口上了外国轮船,前往上海。

 

  共产党发现他逃走之后,即电九江军警截留,但此船并未在九江靠岸,未能截住周佛海。“谁知跳出了天罗,却跌入了地网!”周佛海格外小心,船抵南京并未上岸,打算到上海后先电蒋介石及张治中等人,然后再到南京。谁知他在船上便被国民党人发现,在南京向上级报告,南京政府便派人跟踪,并电上海方面逮捕周佛海。他上岸后即被巡捕房逮捕。好在被捕当天是星期六晚,他一关便是四天,没有被立即引渡到国民党的特务处。妻子杨淑慧后上岸,也未被捕,当时上海传说共产党捉到就杀,发现丈夫不见后着急寻找,得以向各方奔走。“如果早一两天引渡过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为那时杀个把人那里算一回事。”“南京上海主张杀我的人都很多”,上海方面也不敢放他,关了两个星期后才移送南京,经电话请示在徐州前线的蒋介石,才予以开释。

 

  周佛海在回忆文章中用大块篇幅追述这段往事。“这是我生死关头,所以这一段特别写得详细”。后怕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审理他的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后来也成为汪伪政权高官,周佛海对他大加拉拢,但私下对儿子谈起来却“旧嫌未消”,称陈群恨不得杀了他,但因杨淑慧的营救而没有成功。这段“国共皆欲诛之”的经历对周佛海的影响,一方面是了解到投靠“实力派”的重要性,一方面也知道“得罪谁都不行”,这也许是他最后成为“日、伪、中皆曰可用”的“骑墙式汉奸”的思想根源之一。

 

  日、伪、中皆曰可用

 

  蒋介石回南京后,周佛海又被任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惊魂初定,他又开始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算奠定自己“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向国民党表明自己的忠心。

 

  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与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一起参与机要,起草公文,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颇得蒋的信任。蒋介石建立“中统”,周佛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同为领导核心;蒋建立“复兴社”(后改为军统),周又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与一众幕僚同事,也交情颇深,抗战后周作为汉奸被逮捕之后,陈布雷、陈立夫以及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都出力为之求情。但作为“半路出家”的幕僚,他虽时有升迁,但地位仍“半红不黑”,较有实权的职位不过江苏省府的教育厅长,与野心相比,自然感觉“很不得意”。据其子周之友在《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回忆,他对儿子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周佛海的卖国,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周佛海留日多年,颇有日本情结,面对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局势,他成为“主和派”的一员,与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据他对周之友的说法,“低调俱乐部”主要有三个论点:第一,中国的问题必须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仗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和日本人办交涉,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的,但这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形势仍然不宜抗战。周佛海的“妙论”是“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这些观点,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为“同调”,原被视为CC派的周佛海也逐渐从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敌变成汪精卫的亲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可算委以重任。但他却主动派出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与日本人暗中谈判,百般劝说汪精卫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积极开展“和平运动”,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他和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成为汪精卫“下水”的两个最重要推手,而周更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劝驾工作,在日记里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更有一种说法,周佛海之所以敢瞒着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研究”断定蒋介石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和,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着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做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事实上,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等私下谈判时,也并非对之进行处罚。出逃之前,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各留下长信给蒋介石,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1945年元旦,周佛海致信蒋介石,称:“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露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据说蒋介石阅信后为之感动流泪。

 

  1938年12月,周佛海跟随汪精卫出逃。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作为汪的代表,与日本的影佐祯昭在上海签订了卖国密约。抗战后周佛海被捕后受审,被法官责问:“为何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甘心附逆?”他回答道:“当时我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仅2年多时间,我国就连续失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诸通都大邑。长沙一地,日本军队未到,被自己烧得精光。我认为抗战必败,所谓胜利,前途渺茫,所以赞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近卫文 提出‘中日亲善'三原则,我认为是媾和的大好时机,所以从重庆经昆明出走河内,转道香港返沦陷区。”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被任为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掌握伪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与军事等各项权力,是傀儡政权中最具实力的显赫人物。周佛海受到如此“重用”,与他“懂日语、通日情”是分不开的。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里,既有情感上“亲日”的因素,也有日本人刻意利用的因素。

 

  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炮制产生的,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周佛海的荒淫和腐败也是汉奸中有名的,闹出不少醋海翻波之事。日记中披露,周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20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周佛海估算“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私人日记中的沾沾自喜,到了对外的文章中,就变成精心炮制的“悲天悯人”、“苦心孤诣”。在《往矣集》中,周佛海以“孤臣孽子”自命,大赞汪精卫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又为自己诡辩道:“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里能够因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周佛海甘当汉奸,但绝对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在自己家中设立与重庆的直接联络电台、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等。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佛海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愿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表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在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上发挥了不小作用。经此种种,周佛海自以为高明,俨然以抗战的“有功之臣”自居。在重庆被关押期间,他与沈醉争辩“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说我们是去当汉奸,我们承认,有时也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在法院审批时,面对法院对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起诉,他强词夺理地称自己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后来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缪斌等首要汉奸一一受审,不少被判死刑。但罪行更大的周佛海却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10月公审周佛海,并判处死刑。经其妻子多方奔走运动,甚至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加上不少国民党要员为其开脱,或许还有考虑周佛海还算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因素,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但周长期恐惧,重病缠身,已是时日无多,不到一年即病死监房。

 

  对不祥的命运,周佛海也早有预感。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决不是我的聪敏才智说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文人之笔固然高蹈,但联结的却是征名逐利的“文人无行”,未免令人失笑。

 

  三大汉奸中,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陈公博20岁丧父;周佛海也是父亲早故,由寡母抚养长大。周佛海和陈公博都以孝子著称。军统头子戴笠对周佛海的争取,也是从软禁和善待其母亲着手。“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这是“孝子”周佛海早年离乡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是军统特务以其母亲名义写给周佛海的“策反”书信中的诗句。怎奈母虽“倚闾”,子却“骑墙”,欲求“忠奸两全”、“忠孝两全”而不得,甚至“奸孝两全”也不得。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是一个背道者虚幻追求自我心理弥合的残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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