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此人第一个促成中国的海上霸权

　　核心提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但实际上，他是第一个促成中国确立海上霸权的人。这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只能待在台湾，听从郑芝龙号令，而郑芝龙能够完全控制东亚地区海上的贸易活动。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顾晓静、晓晓、武丹阳/整理，原题：“路”：始终活跃的海上人和草原人

　　历史上陆路丝绸之路也许不是商人外交使节或定居文明的远征军，而是一支又一支的游牧民族，更多时候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才是陆路丝绸之路实际控制者，怎么看待这些游牧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和作用?

　　孔令伟：所谓的“丝绸之路”，其实是一个浮动的概念。在历史时期，其实先后有匈奴、突厥、契丹、蒙古，还有后来的准噶尔蒙古人，以及清朝对新疆的经营。这些都显示出，与农耕民族相比，游牧民族有一个比较强的特性，就是移动。这个概念目前在海外学界也比较受到重视，即移动性(mobility)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游牧民族的移动性对于沟通丝绸之路很重要呢?因为对于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而言，贸易往来是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加上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擅长迁移，所以对于沟通欧亚两端的商业贸易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蔡伟杰：丝绸之路上既有游牧民族也有定居民族，双方的互动交流才是事情的全貌。以蒙古来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蒙古人创立的蒙古帝国，实际上是最早的全球化，无论从其创设的驿站制度，还是海上贸易，都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欧亚世界网络。这种欧亚化就被一些学者视为现代全球化的雏形。同时游牧民族又被一些人仅仅当作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因为他们移动比较快速，方便控制交通，其实，他们更是文化交流的驱动者。比如青花瓷就是中国瓷器加上伊朗颜料，再加上蒙古品味(蒙古人崇尚青色)结合出来的一个产品。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下，东南亚各国一度在朝贡体系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同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也有极大的传播和发展。也正因为此，有国家认为“一带一路”是变相地恢复朝贡体系，是要再次确立中国作为亚洲核心的地位，是对自己国家内政文化的干预。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各国的担忧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和如今的“一带一路”的差别?

　　卢正恒：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很基本的概念。朝贡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对于东南亚各国可能会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希望恢复朝贡贸易的转型或是变形。诚然，朝贡贸易是以中国为核心没有错，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港口和城市，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经济交往，并不是完全仰赖中国，当时中国是有一些贸易端点，但不是唯一的核心。例如，在东南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航海民族，可以跟欧洲的腓尼基人相提并论，叫武吉斯人(Bugis)。他们航行在东南亚的各个地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他们从事各种商品的贸易，例如印度的布匹、香料或是燕窝等。在各地他们都有贸易收入和非常完整的贸易网络，所以说并不是只有中国是贸易的核心。再从近一点的大航海时代来看，大约16-17世纪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如阿瑜陀耶(Ayutthaya)王朝，也就是现在的泰国，还有越南等国家，他们都是靠自身的力量或是和欧洲国家合作，然后获取火器，都建立了非常强大的海上霸权，某些国家甚至还曾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我们换个角度想，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其实并不是特别依赖中国，相反，它们早已经存在于东南亚贸易网络中。

　　陈博翼：有些学者不太愿意用“朝贡”这个词，他们认为这是费正清的发明。客观上，如若承认有这个秩序，就姑且称它为“朝贡秩序”。“朝贡秩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利益，更像是一种区域秩序。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持畏惧的态度，这更多是媒体上的说法。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说法，则主要就从中国要重新确立地区秩序的角度来说的。对此，美国人直接概括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所以“朝贡秩序”其实是一种通过对外输出跟资助来塑造一种自己更满意的秩序。如果说古今有什么不同，则是当代的“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区和国家更广泛，主体推行带路的政权更有组织性，也更积极;更重视战略性，尤其是能源和国家安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