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掷了银元决定是否杀父亲生前要员

张学良

1929：张学良的法治手纸

权谋和法治从来都不是一个藤上的瓜。1929年1月11日，百岁后仍然被人称作少帅的张学良，以果敢、决绝、狠毒的手腕，出其不意地袭杀了父亲生前的两名要员，而后以一纸判决将法治像擦过鼻涕的手纸一样扔在地上。

这一天下午，杀心顿起的张学良，前脚送走杨宇霆、常荫槐，后脚开始布置剿杀计划。杨宇霆是张作霖生前堪称左膀右臂的得力干将，在张作霖崛起于东北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常荫怀也是张作霖生前的麾下干将，一身兼任东北交通委员长和黑龙江省省长。

杨宇霆和常荫怀之间，杨宇霆是“带头大哥”，常荫怀是“小兄弟”。张作霖在世的时候，“带头大哥”匍匐在大帅的威权之下，可能不会有非分的念头。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我猜“带头大哥”的心思或许变得活络了。我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一些杂乱的历史资料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任“东北王”，在那帮满脑子封建意识的家伙看来，杨宇霆应该像个托孤的诸葛亮，可是，杨宇霆的言行让张学良觉得，他想做的可能不是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而是长了反骨的魏延。

今天，我们无从得知“带头大哥”是否真的显露出夺权自立的苗头，可以确知的是，常荫怀这个“小兄弟”紧随“带头大哥”，步步紧逼，让少帅感受到了某种威胁。政治上，他和“带头大哥”一起反对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南京政府，经济上，他站在“铁老大”的位置，利用东北铁路局的财力，支持“带头大哥”“抢地盘”。令张学良恼火的是，当他试图从“铁老大”的钱袋子里拿出一部分银两补充军费，杨宇霆的这个“小兄弟”竟敢对他说不。

所有这些，可能还不足以驱使张学良对他们狠下毒手。

促使张学良下手的导火索，是那天下午三人在帅府的一场对话。这对死党软磨硬泡，建议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处，并交给常荫槐掌管。他们说，中东铁路系中苏合办的铁路，素来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中东铁路纳入东北军的管辖范围。杨宇霆不仅提建议，还带来了事先起草好的文件，让张学良签字。这情形，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逼迫。这个28岁的年轻人能够迅速从他死去的父亲手中接过权杖，固然离不开封建继承制的支持，却也与他非凡的权谋功夫息息相关。你看，在怒火中烧的时候，他并没有拍桌子大吼大叫，而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此事涉及外交问题，应该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晚饭后再议。

饭碗还没端起，张学良已经布置好刺杀他们的计划。

两个小时后，依约来到帅府准备“再议”的死党，毫无悬念地成了枪下之鬼。执行命令的当事人晚年回忆说，他们面对这对大惊失色的死党，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阻挠新政，破坏统一，将你二位处死，立刻执行。

次日，张学良迅速公布了《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有关文件，并在《新民晚报》上公布了有会审人员一一盖章的“判决书”。判决书公布了这对死党的罪状：“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

70年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沈阳大帅府参观。留下题字：“两度冲冠为国族，一身肝胆照汗青。”言下之意是，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怀，就像西安事变时兵谏蒋介石一样，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换句话说，两个死者是因为破坏国家统一才被处死的。

真相如何，且不去说它，依我看，所谓破坏国家统一，完全是杀人的幌子，中国史书中充满了这样的幌子，明明是权力斗争，偏偏要拿一定政治上的大帽子，糊弄天下人。我们再看看这杀人的程序。这少帅，从权谋的角度看，干净利索，像个枭雄；从法律角度看，先杀后判，视法律为儿戏，程序如粪土。

程序是什么？程序就是少帅想杀人的时候必须办理的各种手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罪刑法定，规定非经法律程序，任何人不能被判决有罪，不能被剥夺生命。如果少帅愿意找个法律顾问指导一下，应该知道杀两个人，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人不是畜牲，不能想关就关了，说杀就杀了。

当年的张学良可能不懂这个，或者不愿意理会这个。案发60年后，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说，当年，决定杀杨宇霆、常荫怀之前，他抛掷了六次银元，前三次，都是袁大头在上，他怀疑是银元的成色有问题，再押反面朝上，结果，丢三次又全是反面。他太太哭了，知道他要杀人了。

瞧瞧，归顺国民政府理应遵守国民政府颁行法律的少帅，就是这样判决犯罪嫌疑人死刑的。不要叹息，否则，他们会笑话你是个书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