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历史谜团：事变当晚张学良的所作所为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当晚，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事后东北守将张学良亦成了众矢之的。

　　有传闻说，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跳舞，断送沈阳，张氏遂被人骂为“风流将军”。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

　　传闻：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跳舞

　　九一八事变后，诗人马君武抨击张学良与影星胡蝶共舞，断送沈阳。

　　“九一八”一个多月后，天津《庸报》刊发《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披露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11月20日，马君武根据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两首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人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一见报后被传诵四方，立即引起国人哗然。马君武的诗讽刺张学良不爱江山爱美人，把沈阳给断送了。此诗写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似乎坐实了张学良与影星胡蝶共舞的传闻。

　　张学良秘书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或出于对张学良的怨恨。

　　马君武为何写这两首诗?或许是对蒋介石、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不过，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同志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或许偏帮张学良一方，但是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就包含有公私兼顾的含义。

　　胡蝶：从未没见过张学良，“九一八”当夜根本没在北平，还能和张跳舞?

　　胡蝶是30年代影坛上红极一时的电影名星，在马君武诗发表第二天，即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声明：“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她愤然强调：“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责者相与跳舞耶!”

　　30多年后，胡蝶在台湾说：“我已蒙了三十多年的冤枉了，因为从来我就没见过张学良。在九一八前，我跟着到北平拍外景，但火车到了天津，就遇沈阳退兵，客车就不通了。我根本没到北平，还能和张跳舞吗?”她苦笑着说：“当时马君武那首诗，对我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使我因而红了起来。现在我已老了，我要澄清事实，以免将来的历史，永远错误下去。”

　　胡蝶晚年在夏威夷写回忆录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到达北平的，在北平期间因为三部影片同时开拍，生活极其紧张。同时，张石川为防大家散漫，影响拍摄进度，订下了严格的生活纪律，所以空闲时间不多，即或有些大的应酬，都是集体行动的。”

　　真相：张正出席慈善义演，接急电后开会部署“不抵抗”

　　张学良副官何世礼：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看戏，接到“事变”消息后就立刻离席

　　国难当头，行欢乐之事，胡蝶或许碍于骂名有意说谎，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张学良与胡蝶到底有没有共舞，不妨从侧面考证，那就是，“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

　　据李敖披露，早年任张学良副官何世礼写了《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一文：“九一八”事变之夜，东北军政要举行义演为水灾筹募，张学良也出席，中途突然接到电报，张学良阅后，匆匆而去，未再露面。何氏全文说：

　　“迨九月十八日，在平之东北军政要，为筹募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当晚举行平剧盛大义演，地点在开明大戏院，所有在平著启伶工，如梅兰芳等等，莫不参加演出，极一时之盛，各国住平使节，及当地绅商名流，亦踊跃观赏，座无虚席，因先父有所捐助遂亦偕同先母与本人夫妇，应邀趋陪末座，当演戏至精采阶段时，忽见张副总司令报告，谓沈阳有长途电话，请其亲往接听，张先生尚轻松地嘱该员代为接听，讵不旋踵，该员迅速返报，谓沈阳出事，务请张副总司令亲自接听，张先生始行离席，此后即未见张先生再行返座，先父母当时亦甚诧异，不意翌日北平各报之头条新闻，均报导日寇已于‘九一八’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等地，震惊了全世界，也预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种。事隔虽已半世纪，但由于印象深刻，所以至今尚历历如在目前。”

　　民国高层盛成也证实张学良在看戏，并称亲自将军情告急的急件送到张学良手里。

　　民国高层盛成在其回忆录也证实变当晚张学良在看戏，并把东北军情告急的急件送到张学良手里。《盛成回忆录》其中有一节“‘九一八’当晚遇见张学良”有如下记载：

　　“这天，褚民谊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的是他的秘书。张学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人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

　　盛成回忆的细节、人物、地点与何世礼的有高度契合。不同之处在于，盛成记述张学良在戏结束后拿到急电，何的回忆却是戏中，但可以确定张学良当晚是在看戏。

　　张学良听到急报后立刻召开会议，下达“不抵抗”命令，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那么张学良离席后，又做了什么?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内容，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据当时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追忆，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接到臧式毅、荣臻等人电话报告，凌晨一时即召集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洪钫的记忆是否准确?

　　当时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陆军团长王铁汉在《王铁汉访问录》一文中说：“十九日上午一时四十分，日军步兵二百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国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国营房。此刻适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抵抗”我答称：敌人入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以让，则国格、人格全无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洪记述张学良在凌晨一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王铁汉记载在一时四十分钟接到上级“不抵抗”命令，可见洪的记述十分可信。

　　此后，又据顾维钧回忆，十九日 6点左右，张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继续会商，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可见，张学良在当时的应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一方面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可以确定，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正在慈善义演上看戏，接到“事变”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部署，当晚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力求避免冲突，波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