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国人如何反抗日军暴行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长期以来，南京大屠杀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南京军民“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任人宰割”的屈辱记忆。最近上映的电影《南京!南京!》，则展现了南京沦陷后一些中国军民奋力抗暴的悲壮情景。这不禁引发我们对那段惨痛历史的关注和追问：在日军大屠杀期间，中国人民在黑暗与恐怖中到底有没有进行最后的悲壮抗争?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本刊约请有关专家为我们加以详解——

　　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

　　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邢 烨(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中，“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

　　主持人：最近上映的电影《南京!南京!》，给我们展示了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一些情节。那么，这有历史事实根据吗?

　　孙宅巍：我非常赞同《南京!南京!》中对南京沦陷后中国军队所进行的巷战的强化处理，以及对中国军民对侵华日军大屠杀时所表现的反抗精神的刻画。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在以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视文艺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中国人民在黑暗与恐怖中的抵抗行动。一部影片、一部文艺作品，如果仅仅表现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屠刀面前引颈就落、任由杀戮，只有屈辱与苦难而没有表现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的勇敢抗争精神，那么这种表现则是不完整的，也是片面的。事实上，1937年南京沦陷前后，滞留在城内的中国军民也进行了人数不等、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抗争。对侵华日军大屠杀期间中国人民的抗争，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数量去估计，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反抗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是中国军队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屈辱中的抗争行动和抗争精神，应该大书特书，它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绝不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

　　我本人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多年。早在十多年前，我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中国军民反抗的研究，就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即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中，“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以往，我们国内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大多数侧重于揭露日军的暴行及其残忍的手段，侧重于对死难者悲惨遭遇材料的搜集和挖掘，而对中国人民在侵略者屠刀面前的抗争行动和抗争精神，却少有涉及。这样便给后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当年60万滞留南京城内的中国军民只是逆来顺受，引颈就落，任人宰割。那么，为什么会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授人以柄，影响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揭露，甚至担心会给日本右翼分子提供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推卸历史罪责的证据。我认为，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为，是我们自己的正当权利，虽然中国人民的抗争也会加重和扩大日本侵略者的屠杀，但我们进行正当反抗的原因不等于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正当理由。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

　　近些年来，我到一些高校给学生做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报告时，被提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反抗?其实，这与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宣传不够完整有关。我们以往对南京大屠杀的宣传缺少灵魂，对那些体现中国军民反抗、牺牲精神的反抗行动，宣传得非常不够。今天，我们了解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不屈不挠的英勇反抗精神，既是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也是推进我们伟大事业的需要。

　　主持人：那么，在侵华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的反抗行为具体表现有哪些?

　　马振犊：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对日军的暴行进行了英勇反抗，这些事迹散落在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幸存者的口述中，汇成一幅幅悲愤而壮烈的画面。首先，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会有濒临死亡的觉醒，一些人也进行了反抗。如在乌龙山边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军民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但是最后他们仍惨遭日军杀害。其次，普通市民也有反抗日军暴虐的行为，有些人表现得还十分壮烈，如有不愿为日军开车运送子弹、与日军奋勇搏斗、最后遭到枪杀的梁志成;有不屈反抗日军强暴、身中三十余刀仍反抗不止的李秀英。另有许多妇女宁死不辱，以自杀来反抗日军的暴行，许多不知名的中国家庭成员，在日军施暴时奋起反抗而惨遭日军残忍的屠杀。不过，从现已公布的史料和有关学者的著述来看，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的反抗更多地表现为局部、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并没有出现主动组织的、成规模而激烈的反抗行动。

　　-中国军队有着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在南京城沦陷初，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些巷战;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进行了一些局部地区的抵抗

　　主持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曾在上海、山东台儿庄、湖南衡阳等地进行过多场著名的城市保卫战，中国军队在这些空前艰苦激烈的守城战中，凭简陋的装备，以血肉之躯面对日军的优势装备与兵力，和敌人进行了逐巷逐屋的拼死作战，最后取得了重大战果。那么，在当时贵为首都的南京，中国军队守城战末期有没有开展类似的巷战呢?

　　马振犊：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内城时，我守军在城南开展过激烈战斗，有部分守军在接到命令突围撤退时与疯狂进攻的日军曾发生了遭遇战或者突围战。

　　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撤出了鏖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场，紧接着就做出了“短期固守”首都南京的决策。不久，走马上任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为南京保卫战制定了作战计划。当时守卫南京调集的部队，有13个师又15个团，约15万人，除分配给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两个层次备战外，其余为城防。从作战计划来看，南京保卫战更注重外围的阵地战和城墙的保卫，对城内的守卫作战没有更加细致的考虑与准备。自12月5日起，南京守军即在外围阵地对抗猛烈进攻的日军。10日，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同时受到攻击，守城将士均奋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许多官兵坚守阵地，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13日城破之时还有几个团还在顽强地抵抗日军。南京沦陷之初，城内的少数中国军队开展了一些巷战，但这些努力已经不能对日军起到阻滞的作用。日军一路烧杀抢掠，长驱而入。12月9日7时许，日军首先攻进光华门，继而逼近通济门、中华门，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下令增援清凉山的陆军师，协助友军与光华门的日军前锋部队展开巷战。但到了12日拂晓，南京城外的日军兵力剧增，守军各阵地先后失守，他只能被迫下达多方突围命令。八十八师一部一千人留在城南进行巷战，阻滞日军，他们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午夜时就全部阵亡。

　　邢烨：有部分中国军队在接到命令后的撤退途中，与日军发生了一些遭遇战。如第四十二团第一营第三连副连长沈咸曾带领十来个士兵在撤退时与敌遭遇。撤退至下关江边的萧山令指挥所部与敌人拼杀，“血战五小时后，我军弹尽援绝，在江边的官兵，没有一个生还，萧将军为人民尽忠。”另外，在三汊河附近还有三连士兵在军官的带领下迎击了前进的日军，但是除一人生还之外，全体官兵大多壮烈牺牲了。

　　马振犊：事实证明，中国军队有着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在淞沪会战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组织起南京保卫战全力抵抗日军，期间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却的!

　　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滞留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几十万市民，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

　　主持人：南京城陷后，侵华日军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刻起，就开始了长达六周甚至更长时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普通市民的大规模屠杀、抢掠、纵火及对妇女的大规模的奸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南京!》中的片段也反映了南京沦陷后普通民众惶恐、无助的心态。那么，南京城沦陷前后普通民众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邢烨：南京沦陷前夕，留在城内的市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总体来说，他们是茫然、无组织和缺乏准备的，没有想到会面临空前的大灾难：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保卫城池，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军队即将放火烧城等一些不切实的流言而惶恐不安。对于大敌压境，他们感到绝望而无可奈何，甚至有人幻想着“接受日军”可能会保住身家性命，结束战时的紧张和空袭的危险。更有一些市民怀着对战争麻木的情绪，认为战争与他们无关，他们甚或不愿与中国军队配合，认为只要自己没进行什么反日的活动，日军就不会对他们施暴。

　　南京沦陷后，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滞留城内放下武器的9万多中国军人及几十万市民，大多表现出了大祸来临时的无助、恐慌和不知所措，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士兵们丢掉武器换上便装，进入难民区躲藏或混入难民流中，准备向北向西出城;而普通市民则躲在家中关紧大门，祈祷能躲避灾祸的降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主动地去抵抗日军的侵入。

　　当日本军队进入街道巷里之后，他们不问情况，见人就杀，挨家逐户破门而入“搜查军人”，对手无寸铁并未反抗的居民，大都射杀砍刺，并伴随着奸淫妇女，抢劫财产。当他们的暴虐行为很快传遍全城之时，南京居民更加恐慌，或奔逃、藏身于暗室、床底桌下。当然，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家庭、居民的分散反抗。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当日本军队在冲砸家门时，善良的南京市民还出来开门，他们的动机是很原始与和平的，认为只要向日本人说清楚家里没有外人，日军便不会危害自己。但是，野蛮而凶恶的日军进门后，除杀害开门者外，还要逐屋搜查，他们见青年壮丁就杀，见妇女就奸淫，不论是白发老妇还是未成年女孩，都逃不过其魔爪。因语言不通，双方无法沟通，日军往往最后杀光所有被发现的居民，抢了财物再烧房而去。在日军最先占领的城南地区受害最重，民居基本被烧光，大火数日不息。日军施暴之时，有一些市民面对家人被杀被奸的惨景，奋起反抗，与日军搏斗，但基本上都是惨遭暴行及杀害。仅有个别人能侥幸死里逃生，如李秀英的反抗例子等。然而，这也只是个别的现象，往往也只是针对单个日兵，没有有组织性的活动，一旦事成后就立即各自逃散。

　　沦陷前后南京市民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们在南京遭遇疯狂暴行后的无助。基本上来看，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南京市民，他们没有对入侵者的暴行进行普遍有规模的主动反抗，也没有成立任何自我保护或救助的相关机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事实上，南京普通民众的心态情况与中外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战争暴行中被害方民众的表现相类似，更何况日军行为空前残暴，令人无法正常思考及其应变。

　　中国最高军事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混乱状态、失去有组织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从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沦陷后民众陷入了一种毫无组织的混乱状态之中。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马振犊：国民政府当局战前因淞沪战败所陷入的混乱状态，最高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直接导致了南京军民对于战争认识的模糊，这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毫无组织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我军从淞沪战场撤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从蒋介石开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战略争论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未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战意图，而且不能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观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在蒋介石个人坚持要守城的主张之下，时任训练总监闲职的唐生智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南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借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

　　孙宅巍：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没能把8万多中国军队有组织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卫战之前，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

　　邢烨：这样做，按照唐生智的说法，此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则是无望。没有客观合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转后我守城部队陷入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马振犊：市政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很大缺陷。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目标而卷入战火，市政府也做了不少抗战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具结，实行五户连坐，以防止汉奸间谍;为保证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员会，组织供应物品;城市交通、供电等系统也基本稳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但实际上，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措施是有限的，许多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而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宣传活动远远不能覆盖南京当时的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大批涌入的各地难民。沦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外国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三万担大米，一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之后再没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就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邢烨：另外，普通市民自身缺陷，误信宣传。持续的空袭、政府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让市民麻痹大意。南京在12月13日陷入敌手，但南京受到战争的冲击却是早在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空袭警报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这种状况的持续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惧的神经，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厌恶感，从而使得他们产生了盼早日结束这种威胁的强烈愿望。他们错误地认为，在日军占领南京城后，空袭就会结束。而守城战发生前夕，中方当局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开动宣传机器。一方面，军事当局对于战局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使人们认为南京城有足够的时间调度兵力守卫京畿，南京号称“固若金汤”。

　　市民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及受到媒体的宣传引导，致使他们对战争的严酷性产生了麻痹情绪，对可能到来的暴行认识不足，反应迟钝。

　　另外，普通市民还轻信了日本人的伪善宣传。在城陷之前，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在城内各处，日军张贴了大量的布告和招贴画，宣传日军的“亲善”政策。一些市民轻信这些伪善的宣传，天真地认为日军会遵照国际公约而不会伤害他们，因此许多难民包括部分军人都采取了与日军“配合”的态度，希望避免抗争带来对自己的损害。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建立“安全区”的外国人，凭着个人的一腔人道主义热诚以及大无畏的精神，与日军周旋，在南京沦陷最初的几周内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

　　主持人：从《南京!南京!》中我们还看到，南京沦陷后，由外国人建立的“安全区”，使不少难民逃过了侵略者的屠杀?那么，当时南京安全区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马振犊：南京安全区是受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发而由在南京的外国人士发起组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充分发挥难民区的安全保护和救济等功能。然而，因为没有上海南市难民区特殊的国际背景，南京“安全区”始终没有得到日军承认，无法对日军起到牵制、约束作用。但在客观上，建立安全区的外国人凭着个人的一腔人道主义热诚以及大无畏的精神，与日军周旋，在南京沦陷最初的几周内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安全区的诞生，在中国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市民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南京安全区虽然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相对来说，难民维持生命的粮食、燃料以及卫生防疫等方面在此都有最低的供给。当日军来到安全区施暴时，外籍人士也会挺身而出，尽力保护难民不受凌辱和屠杀。但是，也应该看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友好人士，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留在南京救护难民，日夜奔波，为难民们争取一点有限的生存和生活权利，但他们的庇护毕竟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大多数难民。

　　孙宅巍：对于外国人建立的安全区，有人提出“安全区并不安全”的说法。这种说法如果意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用来贬低安全区的作用，则是不可取的。虽然在安全区内也时常发生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暴行，但是从宏观方面来说，外国人建立的安全区，在保护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方面，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有没有安全区大不一样，没有安全区，南京人民的灾难不知要加重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