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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不杀士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高峰

2016-12-01 阅读次数:

赵匡胤不杀士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高峰

  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传说,首见于宋·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实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国

 

  “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真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应该是枪杆子固然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

 

  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然而,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写着:士人不可杀。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所以,这个赵匡胤,了不起,你得给他竖大拇指。

 

  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宋朝确实是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政教合一的统治架构,中国人从来持泛神论的实用主义,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人无信仰,无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是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灭,灭而重生;得以筚路蓝缕,走出绝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瘖,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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