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一领黄袍，几出闹剧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三，帝国最高军事统帅赵匡胤率领大军从首都大梁(即开封)出发，向北挺进。行军四十里后，到达陈桥，这是北上途中的第一个大兵站。我们已经知道，这里很快将发生一场兵变，后周帝国很快就要变成宋帝国。

　　在宋人编纂的所有档案文献中，这场兵变是突如其来的，绝没有任何事前的准备。不过后世的人对这种说法很不赞成，千年以来一直在质疑，以致成为了一桩悬案。按照基本一致的看法，陈桥兵变无疑是有预谋的，每一步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当然，了解整个计划的人一定屈指可数，开往陈桥的士兵们没人知道这回事，他们只以为是要赶往边境地区与入侵的外敌作战。

　　说到大军出征，这是一种很壮观的场面，并不像随口说说这么简单。从史料中无法确切地知道赵匡胤究竟调动了多少部队参加陈桥兵变(史官似乎有故意隐瞒之嫌)，但此次出兵的借口既然是抵御强敌入侵，必属大规模军事行动。另外，还有记载说：当契丹与北汉合兵犯境的消息到京，主政的符太后(时年不过二十几岁)和顾命大臣宰相范质在朝堂上求助于赵匡胤时，他是以兵少将寡为由推脱了一番的。直到获得了可以调动全国兵马的最高军事授权后，他才同意领兵北上。由此也可推断，开往陈桥的部队必不会少，少了破绽太明显。后周帝国的兵甲之盛居五代之首，尤其到了世宗柴荣在位后期(也就是赵匡胤逐步掌握兵权这一阶段)。此时世宗虽已病故，继位的小皇帝柴宗训只有七岁，无法御驾亲征，但由国家最高军事统帅领兵，声势也不会差很多，出动数万大军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真的是数万大军，行军四十里就意味着：当最前头的人马到达陈桥时，最后面的可能刚从开封出发。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假定行进的队列中每个扛着长矛或狼牙棒的士兵前后共需占两米空间(太近了很容易互相伤到)，那么一公里(也即二里)内可以容纳五百人的纵队，倘若是五队并行(即五人为一横列)，则五万士兵刚好排出四十里。这还只是为了计算的简单，实际上，大军行进时有严格而复杂的队列，且是各兵种混合编队，排列最紧密的步兵也只有在“道平川阔”的条件下，才会采取“五队并行”，那时候的国家公路(官道)差不多也就那么宽。再者，按照当时基本的兵制，一支两万人的部队中只有“万四千”是作战人员，其他六千人都是负责后勤补给的，要押运大量的粮草、装备和辎重。所以，即使比较保守地认为赵匡胤只调动了一两个军的兵力(按常编一个军约12500人)，场面也是非常浩大和繁杂的。“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人上十万，彻地连天”，评书里常用到的这句话应该是不很夸张的。

　　从行军速度来看，如果只是百十来人的小股部队，肯定可以走的更快，而大军出征，日行四十里是很常规的速度(所以才会在离京四十里的陈桥设兵驿)。不过，尽管很常规，对于节日期间紧急出征的士兵来说，这一天一定是非常忙乱和疲惫的。

　　当所有部队在陈桥一带安顿停当，已近黄昏时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号知天文”的军士苗训，看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匡胤身边的侍卫亲兵楚昭辅，并十分神秘地表示“此天命也”。“日下复有一日”，在这里当然要解为“一日将坠、一日将出”，相对应的所谓“天命”则是指国将易主。很多史料中都记录了这件事，但这些明显出自同一蓝本的记录有些语焉不详：天上出现两个太阳，不可能只一两个人看见，应该是“众皆骇然”才对，只有苗训和楚昭辅这么两个小人物被作为见证者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似乎太过刻意，有虚构的嫌疑。当然，如果这个苗训是随军的星象师，专门记录他对天象的解读倒也合理，问题是天有如此重大之“异象”，星象师只告诉一个亲兵而不去向领导汇报，也还是有些不妥。

　　古代科学不够发达，很多事情解释不了，所以迷信，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定那些今天听起来荒唐离奇的说法都是古人在胡编乱造。比如说，我们可以相信当时天空中真的出现了两个太阳，以现代科学来解释，这叫幻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基本原理是光线的折射，当天气条件具备，还可能看到很多个太阳。再比如，史书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的出生，说是“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退”，这也不完全是胡说。虽然没有图像资料，对于“赤光绕室”不好妄下结论，但只要我们晚上在家里关上电灯点上蜡烛试验一下，就会发现那种光线效果用“赤光绕室”来形容应该也是可以的。“异香”的概念比较难以把握，但按一般常识分析，古时候卫生条件差，产房里恐怕免不了会有些“异味”，又不能打开门窗通风，所以一定会“经宿不散”。而“体有金色三日不退”则是仅凭文字描述就可以准确判明原因的：这是典型的新生儿黄疸，是胆红素代谢异常造成的，换到现在，护士会把太祖放进光疗箱去照蓝光。

　　让我们回到陈桥：史书中没有记录当天太祖就“二日重光”现象发表了什么看法，事实上所有的史书里没有记录太祖这一天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太祖在这一整天里唯一见于史料的行为就是晚上喝醉了酒，早早睡下。

　　根据记载，太祖一睡下，众将就开始“聚谋”，一聚谋就觉得必须让太祖做皇帝，就在天还没亮时持刀闯到太祖面前，先是像变魔术一样抖出了一件皇帝专用的黄袍——这件东西按常理是必须冒着死罪提前定做并专门携带才会在此出现的，继而像要强奸太祖一样(唯穿脱顺序相反)把黄袍硬包在了太祖身上——整个过程记的有鼻子有眼，但无论怎样看来都显得没头没脑，闹剧成分过浓。

　　大军驻扎在陈桥的当晚，即将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喝醉了，早早睡下。

　　照理说，治军甚严的赵匡胤是不应该在出征当晚喝醉的，但如果是装醉而早早躲回寝室，在这样一个对他而言很特殊的晚上就十分正常。当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决定自己人生巨变的那个时刻即将到来，通常都会渴望独自安静一会儿。

　　赵匡胤一个人躲起来，主要是兴奋，或许还会有很多感慨，但应该不会有什么复杂的思想斗争，决心是不需要到此时才下的。在五代乱世，像他这样久经杀伐、大权在握的军中统帅，通常都会成为决定国运兴衰的主角。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像谋朝篡位乃至兴兵造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不光名声不好，更兼风险巨大，稍有闪失就可能导致诛灭九族的后果，绝不是思维健全的人一时性起就敢去试上一把的。但在废立无常的五代时期，这种事却几乎成了儿戏，而且“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有必要说明的是，此时军人们拥立自己喜欢的人当首领乃至当皇帝，跟民主思想毫无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僭越成性，骄横无度，拥人为主也无非是为了得到封赏，加官进爵。

　　在赵匡胤之前，被人拥戴为帝者已经有过好几位。唐末至五代初，史上第一个被冠以“独眼龙”绰号(当时是恭敬之称)的独目将军李克用割据河东，与篡唐立梁的朱温长期对峙。李克用有个义子李嗣源，是一员悍将。李克用死后，亲子李存勖承袭了他的晋王爵位，李嗣源忠勇如始，并最终助李存勖灭掉了后梁，建立起后唐帝国。李存勖登上帝位时曾对战功卓著的李嗣源说：这个江山是咱们俩的!

　　这种话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曾经英明神武的李存勖当上皇帝以后很快腐败变质，冤杀功臣，对“功高震主”的李嗣源也心存疑忌，几次险些把他杀掉。此人还是个超级戏迷，可能是史上地位最高的票友，痴迷戏曲到了无心理政。后来魏州(河北大名)发生兵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去镇压。李嗣源到了魏州，未及攻城，他带来的部队竟与叛军联合，共同逼他称帝。已近花甲之年的李嗣源起初流泪不从，还想回去向李存勖表明忠心，结果被军士们劫持入城。最后，这位老人终于在女婿石敬瑭的劝说下，带兵杀回首都洛阳，夺取了帝位，是为后唐明宗。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李嗣源也有个义子，叫李从珂，也是骁勇善战的猛将。李嗣源死后，他的亲子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此人优柔寡断，又重用奸佞掌握朝廷大权，将李从珂视为最大威胁，终于把李从珂逼反。李从厚于是派出大军前往凤翔讨伐。凤翔算不上军事重镇，城墙很低，护城河也很窄，根本无法固守。一时掉以轻心的李从珂眼看城池难保，绝望之际脱掉上衣，露出身上遍布的伤疤，站到城墙上，一边放声大哭一边诉说自己为国出生入死却被奸臣陷害的遭遇，竟然真把攻城的将士感动了。这些将士中有很多是李从珂从前的部下，他们停止进攻，尝试着与城头上的旧主就战后的官位问题交换意见。李从珂当然对所有要求一口答应，军士们当即归附，并最终助李从珂攻回洛阳称帝，是为后唐末帝。

　　这两起乱兵拥人为帝的案例虽然发生在后唐，但其实一点儿也不久远，李嗣源被兵士劫持而成为皇帝时，赵匡胤已经出生;李从珂在城头上“一哭得帝位”时，赵匡胤已经开始学武。不过，这二位的称帝过程显然比较被动，而赵匡胤所亲历的后周太祖郭威的黄袍加身，已经开始变被动为主动，这对他后来制定“陈桥行动计划”无疑有更直接的帮助。

　　那是整整十年前，郭威还是后汉帝国的大将，赵匡胤则是郭威帐前的一名小校。当时后汉隐帝刘承佑只是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儿，而朝中将相失和，几位顾命大臣势同水火，老成厚重的郭威也牵累其中。厌倦了为顾命大臣所制的刘承佑听信近臣怂恿，决定把几位顾命大臣全部杀掉。几个文臣杀的很顺利，但当他密命去杀邺都(河北大名)留守郭威时，导致了郭威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南下。只几天功夫，郭威兵入京师，“纵火大掠”，刘承佑为乱兵所杀。因当时后汉皇室宗亲还占据着重镇，为稳住局面，郭威没有立即称帝，而是在作出一番掩人耳目的安排之后，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

　　然而，当大军驻扎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军士们却突然鼓噪起来，闹着要让郭威当皇帝。郭威“闭门拒之”，军士们则“登墙越屋而入”，最终“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郭威就在这样一种“被逼无奈”的状态下返回汴京，废汉立周，创建了后周帝国。

　　十年之后，当后周大军以“北拒契丹”之名驻扎在陈桥，赵匡胤独自一个人躲在寝室里，一定会想到十年前的那一幕。公平地说，后周太祖当年的戏演的似嫌太过，又爬墙又上房的，场面很不好看。而宋太祖的“陈桥方案”虽然不能算原创，但绝对是升级成功的版本，与前辈的作品相比，各方面都已经趋于完美。

　　那天太祖装醉的另一个原因是众将还需要“聚谋”，太祖早早睡下便等于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据，因此性质是被拥立，而不是自己谋篡。

　　可以肯定的是，参与了“聚谋”的将领绝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兵变的计划，但也绝不会每个人都不知道，所谓“聚谋”其实就是一些人煽动另一些人的过程。根据史料，主要煽动者是赵匡胤的得力助手赵普和胞弟赵匡义(太祖称帝后改名赵光义)。在当时的情况下，煽动一场兵变简直易如反掌，几句话就行。如果用今天最时兴的“葛优体”来说，大致就是这样的：“你想想，你跟着大队刚出城，吃着火锅唱着歌，要是突然掉头往回走，就不用去边境打仗了，不但可以接着过年，而且只要回到城里，八成就算开国元勋，这有多幸福呀!所以兵变，必须搞!”——非常有说服力。

　　于是，从京师出发的第二天，也即正月初四，已经披上黄袍的赵匡胤率领大军返回开封。此前奉命留下守城的是他的心腹将领石守信，大军自然顺利入城。正月初五，后周最后一任皇帝柴宗训退位，大宋帝国宣告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