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江青的性格亲笔批：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阎长贵，原题：揭秘：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节选

　　毛泽东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19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翻阅大量有关江青和毛泽东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当然也有人明确否认有所谓“约法三章”，但这种意见和前一种意见相比，一则数量上不成比例，再则没有引起人们高度注意。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1998年退休后，我从事文革问题的回忆和研究，急于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究竟有没有“约法三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历史事实，而且攸关党和毛泽东的形象。对这个问题不能从个人好恶和推想出发，也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尊重事实。这里，先谈谈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以及江青1930年代的一些情况。

　　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现在相当权威的书上说是“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青在“文革”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成为历史的罪人，毛泽东在1930年代选择江青作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的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泽东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19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青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青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泽东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青有了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青19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泽东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也不只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江青的1930年代究竟应当怎么看?这对全面和正确地认识江青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1930年代的革命经历，比如，她经常向人讲她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19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自己19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多少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也是罄竹难书的。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相比，江青的19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青的“黄金年代”(这是外国一个传记作家的说法)。而江青为什么对她的1930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人的变态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