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将军被彭德怀称小诸葛 毛泽东亲改其名

　　他，既是共和国的开国少将，又曾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是名副其实的“双料将军”;他，身经百战，参加过四保临江、四战四平、围困长春、锦州攻坚战、解放长沙、解放广西、解放海南岛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他，被张学良称为“难得奇才”，彭德怀称其为“称职参谋长”、“小诸葛”，连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甲级战犯、曾任第七方面军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也不得不哀叹：他虽然毕业于日本军校，可打起日本老师来却照样是那么狠。

　　他，就是解方。

　　狠揍日军“老师”

　　解方原名解如川，曾用名解沛然，1908年出生于吉林东平(今东丰县)。

　　1928年初，解方在张学良“大医医国”的感召下，放弃想当一名济世救民医生的愿望，毅然投笔从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入校前在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联队长就是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5月3日，日军侵入中国政府山东交涉署，杀害全部职员，割去官员蔡公时耳鼻，并肆意焚掠，制造了“济南惨案”，也引起了国人的愤慨、民众的反抗。解方所在的联队奉命增援济南日军。不愿意替日本人为虎作伥的解方公开蔑视日本军规，以离队的方式表示抗议。因为得到张学良保举，校方才没有追究“逃兵”责任，准其继续完成学业。1930年解方以综合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裕仁天皇授予的日本军刀。接着，以中国少尉军官的身份，在日军第二师团见习半年后回国。

　　1931年11月8日，驻天津日军袭击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策动汉奸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9日，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1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下令日军在闸口炮击市政府。张学良通电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省、市政府电话局等单位，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此一连串事件总称为“天津事件”。而事件的策划者正是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身份潜入天津的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时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的解方临危受命，虽然年仅23岁，却运筹帷幄，挺身保卫省市政府。并在关键时刻，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平息了“天津事变”，被南京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奖章，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并获得“四大金刚”美誉。

　　而土肥原贤二却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解方，懊恼地表示出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作这样的抵抗”。

　　“难得奇才”

　　1934年初，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解方虽只是在东北军五十一军参谋处二科任中校科长，但张学良因为其是一个难得的奇才，特意要求五十一军军长务必让解方参与中枢指挥，甚至明确表示军中要事必须通过解方与他联络。

　　1935年底，解方在西安见到了在天津认识的共产党员苗浡然。苗浡然向他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要抗战就必须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必须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才能让东北军将士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父老乡亲，让流亡的同胞回归故土。并要求解方利用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促成铭记国耻，顾全大局，投入到抗日的洪流。

　　一直被蒋介石积极围剿红军，消极抗日，百姓和军队怨声载道所困惑的解方茅塞顿开，并坚决表示古人尚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作为一个热血男儿，自然也理当为国效力，哪怕是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于是，解方故意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让他看看黑压压的背井离乡、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饥寒交迫、无依无靠、拖儿带女的东北军家属，听听他们的呼声与控诉，使一心想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的张学良，受到深深震撼。此后，解方不失时机地多次向张学良陈述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激发张学良的抗日斗志，坚定了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念，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6年4月，解方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也开始秘密去延安与周恩来接触，甚至为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为红军解决些许实际困难。6月，在中共的推动和配合下，张学良以培养“剿共”干部为名，创办“军官训练团”，灌输抗日主张，播种抗日种子，并请红军干部授课。

　　被张学良点名参加训练的解方，一面凭借自己扎实军事功底教授军事课程，一面积极向学员传输抗日思想，教唱《码头工人歌》、《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激发学员的抗日情绪。

　　9月，张学良秘密成立抗日同志会并亲任会长。接着，派解方以特使的身份去兰州，组建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为便以直接联系，紧要关头预防不测，张学良还给了解方一个专用密码本。

　　12月12日，电报员突然送来一份张学良让解方亲译的急电：“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3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速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将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制其自由，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解方立即报告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并与其一起组织、策划“兰州事变”。以宴请为名，将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秘书长及各处处长等请到五十一军军部。当卫队与赴宴者的随从、警卫发生枪战，并将之击毙、缴械、制服后，刘忠干才告诉“客人”：“外面出现了一点情况，为了继续保证列位安全，只好委屈各位到下水巷营舍集体居住，未经允许，不要随便走动。否则，后果自负!”“客人”方知中计却又无可奈何。解方乘机带领部队冲进绥署办公楼，将文件、档案带回军部。赶往中央军第二军炮兵团，迫使全团放下武器。武力逼迫东校场的胡宗南部两个团及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武装，全部缴械投降。

　　接着，解方代表五十一军对被扣押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进行宣抚、改组，对愿意抗日的予以释放、安排工作，对执迷不悟的继续关押。控制国民党的电台、报社，防止传递负面消息，主动刊载抗日文章。还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政府名义，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赢取全国民众的支持，打击敌对势力，壮大“西安事变”的声势，增强张学良、杨虎城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因解方之举卓有成效，为张学良解除后顾之忧，张学良曾一再称赞解方是“难得奇才”。

　　西安事变虽然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但事后蒋介石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弃义地扣押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移交军事法庭审判，乃至被长期监禁。

　　在此情况下，为稳定东北军军心，推动东北军坚持联共抗日，中共中央在东北军成立上层工作委员会。苗浡然为书记，解方为委员之一。解方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第五集团军参谋处上校科长的身份，在上层开展工作。在解方的努力下，于学忠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组建的一一一师和军官差遣队，以营为单位编入两个师，保留中共在队伍中有生力量。

　　1937年7月，中共在东北军五十一军建立工作委员会，解方担任上层工作委员。1938年，解方根据中共关于共产党员应当争取带兵的要求，寻找机会担任了三三七旅副旅长。次年，改任一一四师少将参谋长。

　　东北军五十一军因为抗日之需，开拔到达山东南部后，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让解方担任东北军工委书记。为了调动、团结东北军广大官兵，培养抗日骨干，解方亲自担任教育长，举办师部训练班，对一一四师进行训练整顿。前后共计举办4期，训练1200人，秘密发展共产党员30名。

　　1940年6月，因东北军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项乃光被捕叛变投敌，蒋介石在军中的走卒对共产党员实施大规模抓捕。解方根据组织紧急撤离的要求，离开了东北军，历尽艰难万险，于1941年春到达延安。

　　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解方，并动情地说：“你已经回‘家’，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解方’好吗?”“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喜欢!”解方明白“解方”意思是指“解放”，即他终于被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了。

　　“军中诸葛”

　　解放战争时期，解方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第四十军副军长等职。

　　广州解放后，由广东溃逃的国民党军余汉谋集团残部迅速逃往海南岛，连同岛上原有的国民党第六十四军等，总兵力约10万人，统由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字伯陵)指挥。薛岳将这些残余力量整编为19个师，对海南岛实行环岛防御。另以海军舰艇50艘、飞机45架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伯陵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四十军和友军一起发起海南岛战役。担任四十军副军长的解方，针对海南岛敌人环岛防御、兵力分散等特点，向军长韩先楚提出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设想，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尔后以主力强行登陆，实施内外夹击，力求全歼岛上守军。四十军因而有了“韩的决心，解的谋略”的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解方先是担任第十三兵团参谋长，而后出任志愿军参谋长。鉴于解方总有独到见解且对各种情况了如指掌，志愿军总司令员彭德怀对其非常信任和器重，每遇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大喊：“快去叫‘小诸葛’来。”通讯员知道，彭德怀所说的“小诸葛”就是解方。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解放南朝鲜90%左右的地区，将美军第八集团军和韩国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但也造成了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致命弱点。解方审时度势，认为美、韩军军队绝对不可能就此摆休、束手就擒，很可能以一部兵力与朝鲜人民军周旋，主力却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由此必然导致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绝境。他及时地将自己的意见汇报给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和洪学智。邓华、洪学智认可后，遂以三人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当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同样得出了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极有可能在仁川实施两栖登陆的作战。果如其然，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尽管朝鲜人民军在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后有所防患，但仍然腹背受敌，被迫后撤，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开始反攻，向北的进攻停止于鸭绿江边。连金日成也不得不承认：“原本的计划是在一个月内结束战争，我们不能消灭4个美军师团……我们因联合国军、美国空军及海军的出现而感到震惊。”

　　1951年2月11日，志愿军准备由邓华指挥东线部队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在选择主攻方向时，因出现了两种意见，且各有利弊而又难于取舍。彭德怀希望能直接与邓华交换意见，而由于同邓华的指挥所没有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又不能使用，靠电台来回则需要两天，为解燃眉之急，解方临机处置：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机，彭德怀说一段，随之拟写一段、编译一段、传输一段，竟然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完成了全部信息传递，保证了战役如期进行。

　　第五次战役前，解方向彭德怀提出敌军可能会有大动作，理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李奇微赴东线视察，敌海军加强了对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美方宣布在本周后从本土调两个国民警卫师赴日本，准备增援朝鲜战场。即敌人可能先在东海岸通川、元山登陆，配合陆上进攻，企图打到三九线以北，避免志愿军由东西山区向其出击。彭德怀当即认同，并让解方整理出《关于第五次战役指导和战术思想的指示》。结果再次被解方言中。

　　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签发后，解方经深思熟虑，与邓华共同签名向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当前敌人已经准备强大、纵深、现代、立体防御，以志愿军现有的力量和装备发起攻击，只能有三种结果：攻破敌阵，部分歼灭敌军;攻破敌阵，赶走敌军;不能攻破敌阵，被迫撤出战斗。不论是哪一种，对志愿军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那就是伤亡和消耗很大，尤其是在后者的情况下。如果设法或等待敌军离开阵地，让其向志愿军发起进攻，志愿军则可以凭借现有的力量和装备将其打垮，代价也不会很大。故建议停止作战计划。后经转请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同意将运动进攻战为主转为阵地防御战为主。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解方以志愿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谈判。到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议，朝鲜战争一直在谈谈打打中进行。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谈判首先就议程问题进行讨论，中朝提出包括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在内的议程草案。美韩拒绝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议程，提出讨论范围仅限于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中朝方面在驳斥美韩无理要求的同时，为推动谈判顺利进行，采取灵活态度，双方遂于1951年7月26日确定了谈判议程：①通过议程;②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③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④关于战俘的安排;⑤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针对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中朝重申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美韩却以海、空军优势要在地面上得到“补偿”为借口，要求中朝军队自当时战线后撤38-68公里作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企图不战而取得中朝方面控制的1.2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方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你们虽然有陆、海、空同时参战，且我们在海、空方面确实处于劣势，甚至无法与你们相提并论，但请你们记住，我们就是靠陆军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过‘三八线’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怕你们的海、空军队与装备，你们的海、空军队与装备也左右不了胜利!”“如果你们一定要谈海、空补偿，那么我们要求你们补偿我们能够让你们陆、海、空三军都无能为力的陆军!”美韩代表当即哑口无言，再也不敢提什么“海空优势论”。美军谈判首席代表、美国远东军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曾在其回忆录中说，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

　　尽管如此，美军仍野蛮地轰炸朝中代表团住所，使谈判中断63天，并连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企图从战场上得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朝中方面采取以打促谈的方针，粉碎了美军的两次攻势，毙伤俘敌15万余人，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上来。19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朝中方面为打开谈判僵局，先后提出根据实际接触线全面调整、就地停战把实际接触线稍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等新方案。美方则要求朝中方面退出包括开城在内的1500平方公里土地。经过多次说理斗争，在朝中方案的基础上，双方于1951年11月27日达成协议：①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实际接触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②如停战协定在本协议批准30天内签字，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不再予以变更。③如30天内停战协定尚未签字，则按将来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根据第三项规定，后在1953年6月17日和7月24日，对军事分界线作了两次校正，最终确定的军事分界线比首次协议时南移332.6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