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抬棺人都被打倒了，除了巴金(2)

　　大家都认为鲁迅很孤独，其实错了，晚年鲁迅并不孤独，反而思想更成熟了。“左联”分离以后，他再也没有转向其他政治团体，而是独立在上海战斗。虽是独立但并不孤立，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那些人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实际上鲁迅把他们当成一个新的战斗团体来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胡风是“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对鲁迅精神理解得很深，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为首的就是巴金。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抬棺人”，大概有十几个。我称这批作家是文学的新生代，他们在19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像巴金、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赵家璧参与的良友图书公司，像黎烈文主办的《中流》，黄源协助鲁迅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办的《作家》，靳以主办的《文季月刊》等等，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市新媒体。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鲁迅的无形掌控之下，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就不孤独。

　　鲁迅与当年的文学新生代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同构关系，他们既是两代人，又同属一个团体，他们一方面批判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这个团体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导周扬，他一看鲁迅不仅不受他的领导，而且还把那批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对周扬显然构成威胁，当年的口号之争便是这样挑起来的。当然周扬他们不敢骂鲁迅，也不敢恨鲁迅，于是就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第一恨的人是胡风，第二就是巴金和黄源，所以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里就集中骂这几个人，而鲁迅则挺身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风。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协会，鲁迅不参加，他周围的人也都不参加。以巴金为首的作家们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艺家学会对立的宣言，叫 《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他们也同样拥护抗日，追求进步。党内的冯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马上通过茅盾去动员大家在两个文件上都签字，既要团结鲁迅这批人，也要拉住“左联”的人，结果这件事就处理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去世了，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

　　高扬战斗精神传承鲁迅

　　鲁迅去世以后，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本来团结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鲁迅抬棺，这是一个象征。而周扬到延安以后就跟着毛泽东，后来成为党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精神被双方都继承下来，一方是把鲁迅高举为旗帜，另一方则在抗战实践中履行鲁迅的精神，后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风和巴金。

　　胡风一直认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心灵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种习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所以，胡风就号召作家首先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一个战士，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写作，写出了一批非常高昂的、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散文、小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绿原、牛汉、路翎、贾植芳等，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后来《七月》杂志停刊以后，胡风又创办了《希望》杂志，还编辑了许多丛书，于是《七月》和《希望》就成为了一个流派。胡风通过他的杂志传播了鲁迅精神，把鲁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艺理论当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巴金也同样把鲁迅的精神融到自身的工作当中。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作家都流离失所，到处逃难，巴金就不断搜集他们的作品，借助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们的作品结集成书，卖掉后再用稿费支持这些作家度过困境。我曾听吴朗西先生说，抗战中他们出版作家的书从来不拖欠版税，总是千方百计为作家解除困难。有人这样说，如果抗战没有巴金和胡风，大量的文学青年也许就不可能走上文坛。巴金的一个朋友罗淑因为生孩子死了，之后是巴金把她的小说一篇一篇找来之后结集出版，否则这个作家现在可能谁也不会知道。同时，胡风还把延安年轻人的诗歌小说拿到重庆出版，扩大了解放区文艺在大后方的影响。所以慢慢地他们两个人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

　　1949年以后，大批“左翼”作家掌握了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但对于巴金和老舍两个作家，共产党是保护的，因为他们在文坛有领头羊的作用。老舍在抗战时期是文艺家抗敌协会的实际领导人，领导着整个文艺界的抗战活动。老舍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左翼”作家，早年写小说还骂过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团结他，老舍去美国之后，周恩来一次一次叫人带口信让老舍回来，之后他就真的回来了，还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当过模范。而巴金同样如此，我自己也问过巴金，问他为什么没有走?共产党有没有做过工作?他说有过，当年夏衍要佐临带口信给他，让他留下来不要走，所以巴金吃了定心丸，知道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共产党政权对巴金、老舍是非常尊重的，他们都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而胡风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本身是“左翼”作家，所以胡风没有料到将来自己会在政治上出现问题，并一直认为自己是鲁迅的传人、鲁迅最信任的人，鲁迅很多精神是通过他的努力实践体现出来的，保持了鲁迅的先锋精神。而巴金则是把鲁迅那些先锋、前卫的思想通俗化、大众化。比如鲁迅《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最初讲的是每个人都会吃人，连狂人自己也意识到吃了人，所以要救救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按照“五四”时期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大家所能够理解《狂人日记》里的吃人问题就是封建礼教吃人，而拒绝承认自己也会吃人，老百姓接受的是通俗化的理解，封建礼教吃人，吃人的是一种叫“礼教”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礼教吃人”的观念传播者是巴金，巴金的《家》其实就是把鲁迅说的吃人变成了一个礼教吃人，把自我吃人变成礼教吃人，描写封建大家庭中一个个美丽的女性被礼教吃掉了。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后，鲁迅的精神被保留下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官方教科书把鲁迅变成伟大的“革命家”，其实在胡风的身上，也体现了鲁迅这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巴金身上体现着很深刻的自我反省。但是后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胡风，那就是1955年的所谓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中，鲁迅周围的年轻人中冯雪峰、黄源等都被批判了，被打成“右派”，萧军等人又被重新揪出来“再批判”。黎烈文、孟十还等人在台湾，也被戴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所以后来仔细想想，鲁迅身边的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都倒下去了，鲁迅也成为一面空洞的旗帜。

　　能够忍受各种痛苦

　　也是鲁迅精神内涵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扬根本不能原谅30年代团结在鲁迅身边的这帮年轻人。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既没有成为“反革命”，也没有成为“右派”，虽然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受了一些批判，但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待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周扬曾在一次文代会上一口气推出了中国五个语言大师，巴金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老舍、茅盾、曹禺和赵树理。

　　1927年，巴金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北伐革命胜利了，军阀被打倒了，中国人民应该过好日子了，可国民党却开始杀共产党了?为什么每当革命成功了，看到的不是欢乐，而是看到了大屠杀?1949年以后，实际上他是很明白的，革命成功后必然会镇压大批敌对势力，他早有警惕，所以他马上就屈服了。而胡风就一直没有屈服，总觉得自己是革命者，就跟周扬不停地斗，还给毛泽东写了30万字的信，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周扬是错的。结果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非但没有理解胡风，反而进一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分子。巴金开始害怕了，他跟胡风是朋友，大家也知道胡风和巴金都是鲁迅的学生，但巴金就被迫写了文章批判胡风和路翎，于是巴金就过关了。

　　其实在1949年以后，像巴金这类知识分子是必须要改造思想的，巴金就先后两次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歌颂抗美援朝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内心非常痛苦。但是他太了解历史了，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就知道，革命一旦成功肯定要有镇压，但这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不知道，总以为当家作主了，就应该无所顾忌，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结果一说话就倒霉了。巴金深知这个危险性，就把自己放低，放成一个整天改造自我的人，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也违背了鲁迅这种硬骨头的精神。

　　“文革”时期“极左”路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老舍自杀了，胡风得了精神病，巴金既不自杀，也没有得精神病，平平安安过去了，但同时也受了很多苦，被批判，被劳改，可是他坚持下来了，他太太顶不住了，生癌死掉了。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觉得巴金和鲁迅距离很远，其实并不远，因为巴金太了解这个社会，鲁迅也了解，鲁迅既了解这个社会，又敢斗争;巴金了解这个社会却不敢斗争，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是非，所以就非常痛苦。但巴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的精神，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

　　巴金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独立精神又一次爆发出来，他痛定思痛，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于是就产生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随想录》。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鲁迅对他的影响，巴金从自我忏悔开始讲自己为什么会屈服，为什么会不讲原则，为什么不敢斗争。巴金不敢战斗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就有这个毛病，就像《家》、《春》、《秋》里面的觉新，忍辱负重、不敢抗争，却牺牲了很多善良的人。巴金对觉新这样的人写得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内心深处非常了解，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到了晚年，他大声疾呼要自我忏悔。很多人当时都说自己是“文革”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四人帮”叫他做这做那。可巴金说如果仅仅是“四人帮”，中华民族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我们都曾举手，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奴性。当巴金大胆站起来开始忏悔的时候，恰恰复活了鲁迅的精神。

　　从鲁迅到巴金，这当中有曲折，比如胡风就被打倒了;也有屈服，比如像巴金的状态，但是最终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通过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训，终于站出来恢复了鲁迅精神。我把从鲁迅到巴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过程，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是完成了，至于这个精神以后能否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就要靠我们一代代人的继承学习和发扬，靠我们后代人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