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简述：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2)

　　二 土耳其式的军人干政

　　土耳其二战之后开始了步履蹒跚的民主政治，军人干政与民主政治相伴随。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坛发生的主要变化是民主党对反对党的打压，导致土耳其社会秩序失控，几乎发展到内战状态，军方乘虚登上政治舞台，军人政治自此成为土耳其民主政治的特点，甚至可称为顽疾。土耳其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危机频发和社会暴力成对，政治上随之经历了不稳定的联合政府阶段。政党间以及它们各自的选民间冲突不断，发展到必须由军人维护秩序的局面。公认原因有二：第一，1961年的宪法自由度过大;第二，反共产主义的需要为极右政党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登场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土耳其政治几乎失控，症结在于70年代的自由化经济对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物很容易卷入极端性政党。1980年9月，军队再次干政并将国家置于军事管制状态。军方不信任原有的政治家和宪法，将自己定位成国家和主权的最终保卫者。费斯·奥兹图尔克认为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文官政府在处理国计民生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也从反面强化了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事实上，土耳其经济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一直在60%左右徘徊。这也是军方不信任政治家和文官政府的原因之一，每隔十年的军人干政往往以国内经济表现差为理由。土耳其政坛1997年又发生了“后现代性”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频仍，但政变之后政权合乎回归于文官政府，或者说，国家摇摆于试验性的民主与军事控制之间，成为土耳其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

　　政变之后，军方往往要在国家制度中加重军队的色彩，成为土耳其式政变的第二个特征。军方政变后在推行一些重大调整措施后，如修正宪法，还政于文官政府。1961年军事政变后设立了军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军人合法地控制议会和影响政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表明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扮演文官政府的角色具有合法性。文官政府没有置军队于控制之下，导致了有时军队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政府却浑然不知。关于宪法，费斯·奥兹图尔克一个颇有见地的看法是，土耳其的宪法实践由精英阶层所完成，民众并没有参与宪法的制定过程。宪法制定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现代土耳其。军人政治就是土耳其精英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究底在于土耳其不存在民主文化，民主在土耳其找不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例证之一是在土耳其的法规范围内，没有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生存空间。同时作者指出对欧盟成员资格的争取，将提供给政府实行自己议程的工具，从而摆脱军方操控。从宪法中削减军队的强势地位成为其民主化未来道路的应有之义。

　　每次军事政变都打着维护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旗号，成为土耳其式军事政变的第三个特点。军队经常打断土耳其的民主历程，却被视为世俗主义国家的“守护者”和政治命运的操控者。军队宣称干政的目的是维护世俗主义，每次军人干政都要对凯末尔式的世俗主义进行修正，土耳其在1960年、1980年连续两次调整世俗主义，1997年2月28日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进行了第三次修正。这种修正得以完成的原因在于，军事政变后出现了新的精英阶层，他们更多地表达传统社会、传统的民粹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声音。通过这种修正，世俗主义开始接纳伊斯兰教。1960年军事政变的领导者杰马勒·古尔塞勒一方面阻止宗教为政治所利用，另一方面又鼓吹真正的伊斯兰，以此来论证其军事-政治的合法性和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他指出：“宗教不是我们落后的原因，根源在于那些以错误的形式将宗教呈现给我们的人”。这样一种态度在1971、1980和1997年军人干政中也很突出。1982年宪法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引入义务性宗教教育课程。社会中可以听到伊斯兰知识分子的声音，政治舞台上伊斯兰政治家粉墨登场，最后出现了伊斯兰民主政治，这就是土耳其当下的政治局面。伊斯兰主义在政治上获胜的原因在于扎根社会，并在民主化过程中得到驯化，吸取了许多教训。宗教已经成为土耳其政治大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军人也无法撼动，只能顺势而为。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军队在民众心目中享有极高地位，很多情况下军人干政得到民众的拥护。根据调查，85%的土耳其人信任军队，71%的相信警察，61%的相信法庭，54%的相信议会，只有49%的相信政府。土耳其民众并不认为军人干政是土耳其民主的倒退或停滞。

　　悖论在于，土耳其民众心目中维护稳定，保护凯末尔主义的军事政变，在西方看来是粗暴的军人干政，是西方批评土耳其民主的靶子。民主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土耳其模式却在挑战这一原则。因而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之后，欧盟冻结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理由是欧盟不与非文官政府建立关系。1981年4月10日，欧洲议会斥责土耳其议会为“持续瘫痪的民主”，并威胁说：“如果刻不容缓的民主机制和实践不能在两个月内迅速恢复，那么欧盟将立刻中止与土耳其的合作。”1997年2月28日的“后现代”军事政变为欧盟拒绝土耳其提供了恰当的理由，还有什么比“土耳其由军人统治”更好地拒绝土耳其入盟的理由呢?西方开列的当今世界政治化的军队榜上，土耳其也名列其中。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存在必须从土耳其的政治，外交文化，特别是土耳其历史中寻根溯源。

　　第一，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共同塑造了土耳其军人影响政治的传统。土耳其国土的主体部分在地中海东岸，地中海乃欧洲的内湖;土耳其北部扼守着黑海海峡，后者在历史上是俄国和苏联苦苦追逐的出海口，土耳其在欧洲部分的领土更是处于素有火山之口之称的巴尔干，其东部邻居是冲突频频的中东地区。上帝将土耳其置于这样独特的战略位置的同时，对土耳其军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军队由此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权威等同于军事权力，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军队和宗教权威就是整个政府，可以想象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苏丹、哈里发被废后，军队的重要性更显突出。一战爆发后，仅俄-土就经历了十次战争：1677-1681、1687-1700、1711、1736-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1828-1829、1853-1856、1877-1878，军队的强势地位历史地形成，帝国强大与衰弱、存在与灭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的表现。

　　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一直影响到现代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军队的前身是英勇的国民军，由《色佛尔条约》到《洛桑条约》的转折验证和强化了土耳其文化中的军人特色。土耳其人经常讲“水可以睡觉，土耳其人却不可以睡觉”。这一切集中体现为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综合症——土耳其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高度敏感，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一敏感性使得军队并不仅仅满足于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而是试图充任政策制定者。军方在许多政策领域相当活跃，军方在国内安全事务领域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在国际安全政策领域的影响。军队成为国内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民族团结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1973年这样写到：“军官除了作为专业阶层之外，还是一个阶级，正像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样，我们有一个军官阶级。”该阶层干涉政治的主要手段是周期性地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认为土耳其1876年的革命本质是一次军事政变，自己以其继承者自诩，1876年革命成为日后军事政变历史合法性的源泉。1908年青年军官政变顺理成章地诉诸于历史上的先例，是1876年军事政变的重演。伯纳德·六恩斯将其定性为军队叛变导致一次革命。青年军官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存亡，也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先人为之服务的那个奥斯曼帝国的存亡。军队陷入政治的泥潭。纵观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军队足迹随处可见，奥斯曼帝国时代军方就是帝国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前十任总统中，六任是军人出身。军人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可以全方位地影响了土耳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这与西方军人所具有的保守性，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土耳其其在由权威主义转变为虚弱的多党民主制国家过程中，政坛上新党层出不穷，小党林立，很难形成成熟、稳定的政党制度，极易导致内阁的不稳定和政局动荡，妨碍了政策的有效性和延续性。土耳其政党制度传染性的碎化和易变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在土耳其土地上的制度化进程，军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恢复、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换言之，土耳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就是宪法法院不时取缔政党，以及不断上演的军人干政。1950年民主党在选举胜利之后，对议会制度和对反对党的打压，直接导致了1961年的军事政变。20世纪50年代成为土耳其民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展到必须由军人收拾残局的境地。另外1961年军人互助协会建立后，全军8万名军官10%的薪水作为基金，直接投入经济领域中最易获利的部门。互助协会在很短时间内发展为拥有巨额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被人戏称为与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并列的“第三经济”。这样军队自觉地维护国内政局的稳定和巩固，也是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使然。主观上，军队对自己的使命和利益的界定，客观上，土耳其民主化过程中的失误，使得土耳其军队很难置身于政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