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直接激怒张学良诱发西安事变：今天起我要做狮子(3)

　　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是夜，张断然决定：“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黎立刻起草文件。

　　由此，一切指认黎为张学良身边秘密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说法不攻自破。

　　黎天才之所以是西安事变中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个证明，即事变前(12月9日)蒋介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邵力子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的密嘱，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此信，标题为：《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也有人认为蒋的密嘱是一件尚未发出的信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注明：“这是蒋介石尚未发出的一封信。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在华清池五间厅亲笔给邵力子写了这封信，当他仓皇逃到南山时，原信仍留在卧室桌上。”陈元方、史础编著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则称：“这个‘手谕’是1936年12月12日晨在骊山战斗现场发现的。”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说：“此项部署(指密嘱)，见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致邵力子函中。”

　　然而，事实是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在陕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均为杨部拘禁。邵力子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这件密嘱即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这是蒋的惯伎。此前的12月4日，蒋由洛阳返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兵谏”。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而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捉蒋计划时，对黎天才说：此次行动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而是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残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黎天才自传》未刊稿，转引自《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西安事变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60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从以上分析看，蒋介石的密嘱也许是直接导火线。

　　西安事变后，黎天才被软禁。抗战爆发后，黎摆脱软禁，化名“王文德”潜居上海，至“光复”后出来谋职，又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上海解放时他发挥了一定作用，“工作关系”也由上海公安局转到了华东联络局。此后他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至“潘案”发生，遂被捕。

　　黎天才死后20年才被平反，同时被宣布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曾同他一起在张学良身边开展工作的吴雨铭，于1959年瘐死狱中。

　　又据陈铁健先生《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一文，西安事变前后曾影响张学良思想、行动的，除黎天才、潘东周等人，还有“前共产党人”罗章龙、李希逸、曹策等。“这一批老共产党人，或因被捕转向，或被中共开除，聚集于东北军总部机关，成为罗章龙所说的‘西安事变幕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