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直接激怒张学良诱发西安事变：今天起我要做狮子(2)

　　黎天才后因张学良身边“少壮派”的排斥，愤而返回老家。张学良函电交驰，催促其返回，黎遂复归。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在张学良身边从旁参谋，除有所建议外，还与高崇民秘密保持联络、派遣李金洲赴太原与阎锡山联系等。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约见黎天才、高崇民、卢广绩等，宣布是夜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指示黎负责起草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的通电。“当周恩来知道八项主张的通电是黎天才起草的，而黎即是早期的北方共产党人李渤海时，对黎嘉勉有加，称赞八项主张通电，特别是其中‘切实遵行总理遗嘱’一项写得好，说如果没有它，将来在历史上会把事变的意义弄混沌了，会被人弄得文不对题了。”(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但黎为避与陕北来人发生冲突，随即辞去“设计委员会宣传组”召集人职务。

　　西安事变结束后，黎天才去看望张学良，随即被戴笠扣押于南京，审查他在事变中应负之责任。据说黎曾对张学良贸然送蒋回南京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糊里糊涂地送他回去岂不太东方文化了?”(意谓张受京戏中侠士讲义气的精神影响，这与当时周恩来的感受相同。)认为“总得有始有终地把这次事变搞出一个段落，要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黎天才自传》)

　　蒋介石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斗胆发动西安事变，黎天才实为“祸首”之一。蒋在事变前的11日记载：“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既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张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关于二人的谈话，张魁堂先生在书中有详细描述：“蒋介石见黎先握手，并让黎和他并肩而坐，温和地说：‘我一直把你看作同志，是我的学生。昨天我重加申斥了曾扩情，革命者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能被敌人软化，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单说：‘这里有张名单，你看看，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对这批反动分子该怎么办?’黎接过名单，一看上面有高崇民、应德田、孙铭九、栗又文等十人左右，想了一想对蒋说：‘这几个人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据我所知，都不是共产党，可不可以把他们送出去读几年书?’蒋没等黎说完，就打断黎的话，大声斥责说：‘这完全是老官僚的办法，又是奖励坏分子的办法。按照你的办法，谁想出国读书，先与共产党勾结发行刊物，以抗日为名骂我，就可以如愿以偿。想不到你竟糊涂到这种地步……接着又坐到沙发上问黎：‘你们和十七路军不是误会很深吗?现在怎样了?’黎说：‘都在委员长领导下服务，有什么误会可言?’蒋说：‘在我领导下?哪个听我的领导?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国家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是对国家严重犯罪。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说：‘委员长在南昌常讲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时至今日，情势不同了，应该九分政治才行，一分军事便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有整体的应战计划，飞机场停了那样多飞机，都应该开到绥远前方去。’这些话逆了龙鳞，蒋立即咆哮起来，说：‘你的说法同前天张汉卿同我讲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我对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顶天立地做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假设还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就应无条件地服从我，忠实于我。’……还说：‘今天的话都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副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