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康生依靠什么保住了自己？

　　核心提示：在历次政治斗争中，他都凭自己狡黠的奸道见风使舵、顺水行舟，保证了他在几十年宦海生涯中经久不衰。康生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投机作案，对革命事业的败坏之深、影响之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为罕见的。这样一个大奸臣和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直到盖棺还画着正人君子的脸谱。

　　康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裹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外衣，在中国共产党内投机钻营长达50年，风雨任变幻，神情总自若，他常以最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历次政治斗争中，他都凭自己狡黠的奸道见风使舵、顺水行舟，保证了他在几十年宦海生涯中经久不衰。康生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投机作案，对革命事业的败坏之深、影响之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为罕见的。这样一个大奸臣和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直到盖棺还画着正人君子的脸谱。他生前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升到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能呼风唤雨、显赫一时的“大名人”。

　　有道是“历史无情”，虚假的东西总会真相大白。当时间推演到公元1980年，康生伪装的画皮终被揭开，自以为能流芳百世的他，却遗臭万年。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爬上权倾中外地位的大阴谋家，他是如何发迹的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康生被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总书记，由于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十分有限，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实权，康生极力附和，得到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之职，这使他认识到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跟谁，谁的话顶用就跟谁，并将此作为自己今后的政治支点。

　　党的“七大”之后，康生的实权下降。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屈居副职，他自认为在政治赌场上吃大亏而撂挑子，开始终日托病养尊处优。这次失败，康生发现形势对他不利，于是才“以退为进”，退出政治角斗场，借以静观形势，寻求东山再起。

　　1956年初，党的“八大”召开之前，饶漱石因参与高岗反党联盟已身败名裂，康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重返政治舞台。他开始在公开场合亮相，不放过一切接近最高领导者的机会。他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他首先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靠近为毛泽东准备的办公室，这样可以“近水楼台”。这一招很灵验，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由于全力投入，着手抓理论工作，而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他又被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此间，康生又毛遂自荐，向毛泽东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下设理论小组，由康生兼任组长，此后又将理论小组提升为中央理论小组，他身兼二任，捞取了实权。

　　这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康生兼管党校的工作。这更使康生喜出望外，他可以如愿以偿地在这个位置上打着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幌子招摇撞骗而通行无阻了。

　　康生开始使出了以前的那套“看家本领”，用一步比一步高的调门吹捧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循序渐进地将毛泽东神化。他用理论作为敲门砖，渐渐博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欢心。他借大谈“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最新发展”来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并将此作为他的万能法宝，作为他的护身符和遮丑布，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功夫不负有心人”，康生终于敲开了最高权力之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爬上了更高的地位。在这之后20年内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康生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可见康生走的这着棋又是相当“成功”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就感觉到了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于是便捷足先登，在政治舞台上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早在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他不顾历史事实，“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不愧是谙熟奸道的高参和玩弄阴谋手段的高手。在江青汇报碰钉子后，他亲自向毛泽东进言，说自己考虑了两三年，看出《海》剧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康生的描述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由于抢了头功而倍加受宠。他后来又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是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从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到书记处，除康生以外，其余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文章的由来。

　　1965年，中央决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彭真被委任为组长，康生当上了副职。他与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结，为他们出谋划策，同时又把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透露给江青，对江青掀起天下大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如此给江青卖命呢?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是一种不可告人的双向交易，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康生效劳于江青，那是因为江青有可利用之处，作为主席的夫人，毕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通过江青可以从毛泽东那里拿到镇邪的尚方宝剑，最起码也能探听到一些政治斗争的风向。多年政治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康生学会了攀龙附凤，顺风使舵。他善于投机钻营，打着别人的招牌，卖自己的狗皮膏药，干着不可告知于世人的勾当。他制造“海瑞罢官”一案的发明权，在江青和陈伯达的煽动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后来，康生又将其变为毛主席的东西，大加宣扬，在制造天下大乱上立了大功。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和康生汇报时，曾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立即据实作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毛泽东将事情和盘托出：“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康生，作为善于玩弄阴谋的政治骗子，此后又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毛泽东同志肯定了他的发明。

　　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曾在彭真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学术争论问题，会后形成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

　　就在这节骨眼上，康生鼓动江青背后告状，将《二月提纲》严肃化，在毛主席表态“这个提纲是错误”后，康生又将《二月提纲》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宣称这个提纲是彭真背着自己暗地里偷偷搞的，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康生的“揭发”和批判，使中央决定解散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康生这着十分卑鄙的棋，使他随后一步登天，取得当时显赫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职位，凌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从此，中央政治局大权旁落，形同虚设，中国的政治生活开始更加不正常化。而康生一时红得发紫，成为红极一时的“名人”。当然这位“名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早已不是一位无名小卒了，只是说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神州大地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二月提纲》被批判之后，经毛泽东提名，康生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在《通知》起草的过程中，康生四处活动，到处煽风点火。

　　他首先鼓动一位姓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贴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向彭真等人进攻为突破口，掀起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而明哲保身的吴某为了给康生交差，只写了一份北京市宣传部长杨述的大字报，未了解康生的真正用意。此时，康生已拿到了《五一六通知》的御牌，取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康生看到自己编造的谎言和阴谋得逞，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彭真，万分高兴。

　　随后，康生又秘密派他的老婆曹轶欧等七人，打着“调查”的幌子，到北京大学煽风点火，并亲自召见了曹轶欧的“老朋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向她面授机宜。在康生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炮制出来了。5月25日一贴出，它就像一声平地惊雷，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北大师生强烈不满。当天晚上，严密注视各方形势发展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人到北大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

　　康生发现他指挥炮制的这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夭折，十分恐慌，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孤注一掷，将大字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以求侥幸获得支持。可以说这是康生拿自己的命运押的赌注，这是他在关键时刻走的一着险棋，如果毛泽东对大字报持反对意见，他必将被作为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而受惩处。

　　6月1日，康生的阴谋得逞了，毛泽东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康生心花怒放，后来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6月2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一场将中国引向灾难和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真正的帷幕。

　　事后，康生曾将他亲自炮制第一张大字报作为资本来炫耀。1967年1月29日，康生同外宾会谈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明人不难看出，康生是第一张大字报的真正幕后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