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贺岁片”电影的编剧原本该是夏衍

　　核心提示：这部影片的拍摄说来还有一番波折，最早这是电通影片公司的一个本子，编剧是左翼影人夏衍，1935年10月电通因“经济困难”和“当局压力”双重困境而解散，夏衍将剧本润色一番后，提供给明星影片公司。“明星”虽然采纳了这个本子，却极力想要抹去此片的左翼色彩，不仅几次声明此“压岁钱”和电通的“压岁钱”无关，只沿袭了一个名字，在编剧一栏还署名洪深(明星公司著名编剧)以取代夏衍。

　　自1995年岁末成龙携《红番区》一片横扫中国内地春节档电影市场，揽收8000万票房，大陆观众首次知道了“贺岁片”这个新名词，低迷良久的电影界亦为其吸金能力搅得精神一振，群起效仿者前赴后继。1997-1999年，随着冯小刚接连推出《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三枚重磅“笑弹”，在群雄逐鹿的春节市场屡屡拔得头筹，贺岁片的形式渐以冯氏喜剧为范本固定下来，贺岁档也成了每年大片扎堆、硝烟四起的黄金档期。

　　然而，细究起来，贺岁片并不算什么新鲜事，通行的说法是1980年代由香港首创并在20世纪末传入内地，但追根溯源，香港影坛受民国上海影坛哺乳甚多，而在1930年代上海影坛的黄金时代，在春节期间推出一部明星云集的巨作就已是各大制片公司的惯例，当然那会儿不兴叫“贺岁片”，业内一般称之为“度岁之作”，报载广告时加一句“新年献映”、“恭贺新禧”便添了几分喜气，其大卡司、大制作、大手笔与如今之贺岁片堪与比肩。值此辞旧迎新之际，不如就来聊聊民国春节期间上映的那些片子，以及其中最富年味的代表作《压岁钱》。

　　民国“贺岁档”：都是“大片儿”

　　如今对于什么是贺岁片，一直有“档期说”和“类型说”两种声音争持不下，前者以为“凡在春节档期上映的影片皆是贺岁片”，后者则认为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当然还有徘徊两者之间的“模糊说”。其实，回顾早期中国电影史，看看每年春节期间放映的影片，即可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注重档期到注重类型的发展脉络。

　　对春节档期的重视，或许植根于中国百姓对春节这个大日子无与伦比的重视。辛勤劳作一整年，春节是一年一度的集体狂欢盛宴，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爆竹烟花中南腔北调各种曲艺轮番上演。电影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时机。中国最早的几部长片如《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等，其中由上海影戏公司摄制的爱情故事片《海誓》就是专门安排在农历春节前推向市场的，它也是现在有证可考的中国第一部在春节期间放映的影片。该片于1922年1月23日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申报》前一日的广告中特别申明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晚放映。其后该片又于正月初三至初五在夏令配克加映三天，还于正月十一至十四日在宁波同乡会进行特别放映，完整覆盖了整个春节档。

　　再以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明星影片公司为例，公司成立于1922年，1937年毁于日军炮火，十六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影片在新春佳节问世。其摄制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张欣生》便于1923年农历大年初一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第二部长片《孤儿救祖记》于1923年12月18日首映，虽不是踩着年关，也赶在了年末。也正是这部影片的大获成功，将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明星影片公司力挽于狂澜。其后公司推出的几部颇具影响的影片，如早期卖座佳片《空谷兰》，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鸿篇巨制《啼笑因缘》，缔造票房神话的《姊妹花》，无不是在元月前后放映。也即是说每年春节期间，明星影片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够分量的大片以飨观众。

　　除明星公司以外，其他制片公司也同样看重岁末年初这个黄金时段。比如30年代与明星一时瑜亮的联华影片公司，几部力作如《大路》、《新女性》、《联华交响曲》等都选择在春节前后推出，尤其是《联华交响曲》，这部由八部短片组成的集锦片，汇集了当时联华所有重要导演与演员，称得上是重磅巨制。再比如，新华影片公司成立后，精明能干的老板张善琨不仅将第一部影片《红羊豪侠传》选择在1935年新年首日献映卡尔登戏院，还利用每年除夕夜大光明会专门放映两场电影贺岁，将收入作为员工福利的空隙，费尽心机要到了一次半夜放映场。因为那时大光明戏院从未放过国产片，能打进大光明，即使只是一次非正规的半夜场，也是值得吹嘘的宣传噱头。这招也确有奇效，这部并无明星加盟的影片凭借绝佳的上映时间和出奇制胜的宣传手段，竟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但从以上提到的几部片单也可看出，那时，对在春节期间该上映何种类型的影片并无讲究，有像《海誓》这样凄美悲切的爱情剧，也有像《张欣生》这样暴力血腥的刑侦剧(该片因为画面过于残酷还遭当局禁映，是为中国第一部遭当局禁映的影片)，还有如《红羊豪侠传》这样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剧，正剧、喜剧、悲剧、动作剧、悬疑剧……交互混杂，似乎比起影片类型，更多考虑的是一部影片的投资规模、明星班底，也即是说是否属于“大片”，公司花巨资打造的呕心之作，往往会选择在这一黄金档期推出。

　　然而，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益鲜明的一个趋势就是，气氛欢快热烈、结局皆大欢喜的影片在这个档期内逐渐增多起来。这里最大的因素自然是因为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孤岛”和“沦陷”时期，曾经如火如荼的左翼电影运动戛然而止，但也不可忽视“新年氛围”对题材取舍的影响。

　　毕竟，那时的制片公司筹备影片时是有强烈的年关意识的。1936年还未到尾声，报上就写到“废历年不久的将来，又将光临了。各公司未雨绸缪计，都在打算着拍一部片子，而作为‘新年献映’的‘赚钱作’。联华公司听说是预备一个‘联合各大导演作’。……明星方面，也早听人说是预备承袭已关门的电通公司的《压岁钱》。……”可见，新年献映影片早早就写入了各大公司的年度计划表，而30年代后期，随着整个电影市场风向的转变，电影人对“贺岁片”类型也慢慢开始了自主选择和摸索，《压岁钱》就是其中一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