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牺牲的远征军为何“死了第二次”

　　核心提示：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已经在战场上死过一次了，后来的冷战和政治意识形态阻隔使他们又死了第二次，再也不能让他们死第三次了。

　　为拍摄一部关于在云南阵亡的美军少校梅姆瑞的纪录片，自由摄影师牛子发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藏有海量的关于中缅印战场的影像。他扫描了190张照片，这些照片用在了纪录片《寻找少校》和章东磐撰写的中国远征军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一书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牛子，这些照片自从进入档案馆来，60年没有人动过，他是第一个检索和扫描这些照片的人。

　　章东磐的“父亲”，并不是国民党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而是共产党的新四军抗日老兵。从2004年起，这位从军队退役、先后做过故宫博物院的裱画匠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的“买卖人”，因为一本人文地理杂志《山茶》上的一篇关于远征军的文章，改变了后半生的主要志趣。他成了中国远征军的“发烧友”。他两次翻越滇缅战场被视为畏途的高黎贡山，重走滇缅公路，在云南和缅甸开着越野车做田野调查。章自称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兽医”，因为正经的权威专家——“医生”没人理这个茬儿。

　　他把矿业学院毕业、改行做《凤凰周刊》主编的邓康延约上搞纪录片。《寻找少校》的摄制组在美国时，得到美国中缅印战场总指挥史迪威外孙伊斯特布鲁克上校的帮助。他给美国国防部档案馆打电话，说中国人还记得我们战死在他们土地上的军人，特批把只能给亲属看的美军阵亡档案提供给他们，使后人弄清楚了美军在腾冲之战中的死亡人数不是国殇墓园纪念碑上记载的14位，而是19位，并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重立了有名字的纪念碑。因为在美国获得的线索，章东磐起意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全部有关中国战场的影像资料。他组织起了一个由摄影师、地质家、建筑师、警察、儿童教育工作者和钢琴教师等7个人构成的“杂牌军”。章东磐负责筹资，并在一周之内得到了来自亲友们超出预算的赞助。今年1月，他们浩浩荡荡开赴华盛顿，开始“寻人之旅”。

　　在这个队伍中，有新加盟的香港建筑师晏欢，他是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的外孙。这位抗日名将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通电全国脱离国民党，成了北京的“统战对象”。但潘裕昆对那段抗日历史守口如瓶。直到外祖父1982年病逝，晏欢都没有从他嘴里听到一个字。2005年，中共开始肯定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作用，晏欢为外祖父的历史感到自豪。他和父亲收集资料，写成《抗日名将潘裕昆》一书在香港出版。

　　晏欢对中国抗战的兴趣从自己的亲属拓展到了更大的范围。有一次他输入“密支那战役”的英文，立刻找到美国的一个网站“被遗忘的中缅印战场”，网主是尼尔。尼尔的父亲曾是美国驻中国远征军的军事联络官，也见证了南京受降仪式。1946年回国前，他让自己的中国战友在一个小红本上签名留念，其中有廖耀湘总司令和他的僚属。晏欢把尼尔父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网站上，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告诉晏欢：自己的父亲“赵振英少校”的签名在那个小红本上。老人已93岁了，曾担任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警卫营营长，认识尼尔的父亲。而在尼尔父亲保留的照片里，就有一张是南京受降仪式后，廖耀湘和赵振英等军官在中山陵的合影。晏欢邀请尼尔访问中国，跟认识他父亲的老战友见面。解放后，赵振英因为那段“丑历史”对家人守口如瓶，“文革”开始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79年，他被平反出狱，后退休。这个故事被邓康延拍摄成了《发现少校》纪录片。在美国档案馆查找影像资料时，邓康延找到了一段美军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的电影，那里面就有赵振英的镜头。所以邓康延的纪录片还没有播，赵振英就已经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点人物。晏欢觉得赵振英的经历不是“丑历史”，而是光荣的历史。

　　给他们帮助很大的还有罗伯特·安德森，他的舅公曾是大家熟知的“加拉哈德”、俗称为“梅里尔的抢夺者”——5307部队中的一名上等兵。十年前罗伯特在云南开始研究中国二战历史，那时，他仅仅知道“飞虎队”和“滇缅公路”几个模糊的名词。另外，还有来自旧金山的唐亨瑞先生，他的叔叔也是中缅印战场上的一名军官。他们一起成了这个“杂牌军”里的国际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