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靠雇佣日军才守住金门

　　核心提示：最初，招募雇佣旧日军军官前往台湾充当顾问是由蒋介石亲自指示、安排的绝密工作。1949年8月，被蒋介石派往汤恩伯处并作为军事顾问参与了金门战役。多年后，根本博在返回日本，曾对媒体标榜所谓“古宁头大捷”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向汤恩伯及后来的胡琏献策，才最终击溃了登陆的人民解放军。

　　1949年圣诞节刚过，英国驻日政府代表盖斯克恩(AlvaryGascoigne)还未及享受假日，就不得不绞尽脑汁来应付英国外交部的紧急质询。1945年日本战败后，英国作为主要盟国之一进驻日本，却尚未正式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故无“大使”。只有所谓“驻日政府代表”(PoliticalRepresentative)，由其全权负责与日本当局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联络交涉工作。

　　盖斯克恩(1893-1970)。早年曾在知名的冷溪卫队服役，退役后进入英国外交部。1946年起，开始担任驻日政府代表。1952年转任英国驻苏联大使。在迎接1949年平安夜到来之时，盖斯克恩意外收到了伦敦方面紧急拍发来的电报称：英国情报部门获悉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正在日本招募旧日本陆军军官并将他们送回台湾，要求盖斯克恩马上核实此消息并搜集相关情报。英国军情部门传递来的情报还显示第二十三军参谋长、华南派遣军参谋长、旧日军陆军少将富田直亮与原驻蒙军司令、旧日军陆军中将根本博都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被委以重任。盖斯克恩对此消息大感意外，在给外交部的回电中表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之前曾表示不会允许、支持旧日军分子去中国打内战。他将向驻日盟军总司令、当时日本名副其实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当面确认此事。

　　盖斯克恩在给外交部的回电中，表示将亲自向麦克阿瑟询问此事。1949年12月28日，盖斯克恩先派武官弗格森(A.K.Ferguson)准将去盟军司令部打听消息。司令部某位高官曾“兴致勃勃”地跟弗格森谈论起国民党雇佣旧日军充当所谓“军事顾问”的话题。这位高官先强烈否认盟军司令部支持此行为，但也表示没有理由进行干预或组织。半个月后，盖斯克恩终于有了向麦克阿瑟本人确认此事的机会。会面时，这位英国外交官直截了当地问道：“究竟有多少日本人被国民党请去台湾当雇佣军?”麦克阿瑟则回应：这些传闻的始作俑者是塔斯社，毫无根据。或许有极个别日本人为此目的而去台湾，但肯定是通过非法途径。而他也并不知道根本博如今身在何处。

　　尽管收到了盖斯克恩的报告，但伦敦方面始终将信将疑。如盖斯克恩所指出的那样：即便麦克阿瑟所说都是实话，也不能排除有日本人偷偷前往台湾。麦克阿瑟的情报官亦承认根本不可能完全杜绝漏网之鱼。于是，英国外交部随即又要求驻台北淡水、香港及新加坡的使领馆在各自所在地搜集与日本军事顾问相关的情报。果不其然，1950年2月3日英国在淡水的领事馆报告称：已确认至少有17名原日军军官身在台湾，包括富田直亮与根本博。根据英国在台湾情报组织的调查，根本博原先是悄悄抵达日本九州，后偷渡至台湾基隆。1949年8月，被蒋介石派往汤恩伯处并作为军事顾问参与了金门战役。多年后，根本博在返回日本，曾对媒体标榜所谓“古宁头大捷”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向汤恩伯及后来的胡琏献策，才最终击溃了登陆的人民解放军。最初，招募雇佣旧日军军官前往台湾充当顾问是由蒋介石亲自指示、安排的绝密工作。蒋介石本人第一次与这些日军顾问会面可能是在1949年11月3日。那天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10点与富田直亮等会面，向其指示任务并慰勉之。”当时，蒋介石甚至瞒着绝大部分高级将领和官员，直到1950年初才陆续向他的部下们透露此事，却招致大部分人反对乃至抵制，以至于他曾在1950年1月12日的日记中无奈写道：“……研讨用日本教官事，征求高级将领意见，多数仍以八年血战之心理难忘，此固难怪其然，故对日人之用法，应另为检讨也。”尽管遭遇反对意见，但蒋介石却“力排众议”通过各类渠道在招募来自日本的“败军之将”。这个日军顾问团的始作俑者之一便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由于在国共内战期间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而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的冈村宁次在返回日本后，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日本军队的人脉和“威望”为国民党方面物色了富田直亮、根本博等旧军官来充当军事顾问。其中，富田直亮作为“总领队”负责招募、协调、管理这些投奔台湾的“雇佣军”。因其化名为“白鸿亮”，这批前往台湾的旧日本军官也被称为所谓“白团”。而蒋介石在之后写日记时，也不再直写“富田直亮”而一律改成“白鸿亮”。尽管如此，英国人却很快就察知了“白鸿亮”的真实身份和下落。1950年春时，他们已经掌握包括富田直亮、根本博在内部分旅台日本顾问的详细名单。

　　当时，蒋介石本人非常看重“白团”，在招募、使用的全过程中耳提面命。1950年1月7日，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召见彭孟缉，商议日本教官参观凤山训练情形。”之后，“日本教官”就开始频繁出现在蒋介石日记中。在当时美国政策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风雨飘摇，因此蒋介石竭力坚持使用所谓“白团”来训练军队。1950年5月，特别为此设立“圆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本人力排众议亲任团长，从各部队中抽调数千名基层军官接受旧日本军官们的调教训练，并希望两年后可以在推广到全军。在训练团开业仪式上，蒋介石为了打消学员们对日本教官的抵触心理，甚至搬出了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来进行辩护，声称：“聘请日本教官之重要，与中日将来必须合作团结之关系。”1950年6月底，第一批“圆山军官训练团”的学员毕业，蒋介石亲自出席毕业典礼，称赞“此期训练之成效，实超所预期者”。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把这批日军将校奉为自己的高级幕僚，甚至会单独与富田直亮深谈，所谓“与白教官单独会商，讨论今后‘国防’的重要策略以及陆海军建设方针”。英国人的情报网则密切关注着岛内的相关动态，并与同样开始关心此事的美国人交换情报。8月，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已确认至少有35名日本军官在台湾充当教官或顾问。11月时，一位美军军事观察员向英国外交人员透露，曾在一次国民党军队的调防行动中遇到了根本博本人。根据美国人的观察，日本顾问团掌控着部队行动的全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日常训练。当时，根本博并不在意自己被美国人发现，甚至与对方进行简单交谈，颇为得意地表示：“国军”在自己调教下，多少已有进步。相较而言，反倒是国民党对美军观察员的出现非常紧张，紧急进行了干预，并不愿让外界探知岛内日军顾问的真实动向。

　　英国外交报告中转述了美国军事观察员与根本博的接触过程。事后，或许正是因为根本博在美国人面前的高调亮相，引发了“白团”与国民党当局内部的一场风波。首先，根本博身为“中将”却要听命于“总领队”富田直亮这位少将的调遣，难免让其心生不满，况且他年龄也比富田要大上不少岁。另外，根本博张扬高调的性格，让国民党方面负责运作此事者非常担心，故转而联合“白团”反对根本博出任领导者来表明立场。最终，根本博领导“白团”的期望落空，只能在1952年5月返回日本。临行前，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并赠其1000美元算作是抚慰。而富田直亮本人在台湾一直待到了20世纪70年代。

　　野岛刚：《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目前最详细描述“白团”历史的专著之一。1951年后，“白团“规模甚至一度膨胀到83人之多，军衔从少佐一直到少将、中将。英国以及之后美国的情报机关很快都开始密切关注这个“畸形”组织在台湾岛内的急速扩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援大规模涌入台湾，美国人势必很难容忍蒋介石身边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日籍顾问团。最终碍于美国的强烈反对，“白团”规模开始被迫缩小。朝鲜战争后，“白团”转而在实践学社的招牌下继续活动并避开美国人监视，秘密参与台湾当局各类军事计划的修订，例如大名鼎鼎的所谓“国光计划”。1965年后，大部分日籍顾问陆续离开台湾。富田直亮带领残留的顾问进入“陆军指挥参谋学校”，直到1969年“白团”正式撤销。之后，富田直亮依旧是蒋介石的高参，仍频繁出入其官邸。1972年时，更被蒋介石授予了所谓“上将”军衔。1950年10月9日，在听了富田直亮关于所谓“武士道”精神的宣讲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提笔写道“轻生乐死，乃武士道之真髓”。数十年后，日本记者野岛刚在详细调查“白团”始末后，则发出了另一番感慨：“白团成员之所以长留台湾，想必是因为台湾给予他们的优渥环境，让他们油然生出一种不急于回到日本的心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