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12 阅读次数:
核心提示: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90高龄的朱老总到305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又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到305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305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负责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的警卫工作。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4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在院子里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情。朱老总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90高龄的朱老总到305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1976年2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
……而此时此刻,又一位革命前辈,一代元戎将要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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