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连篇也成书——《何典》

　　近几年，笔者发现有人民网《强国博客》的博主把自己在《强国博客》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成书流传于世(如杜峻晓的《老杜博文选》)。有的博友 摸不着出版的路子，就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发表在《强国博客》里，如“老易2222”的《官场上》、“上弦月”的《监殇》、《村官》等。博友们都把《强国博客》作为自己发表的作品的文苑。由此足见当前的言论自由。更多的博友则是把《强国博客》作为参政议政的平台，提E政，为国家建言献策。

　　笔者注意研究了近代史上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时段，除新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外，在清朝后期清嘉庆年间，竟然也有一段出版自由的时段。最典型的是鬼话连篇的《何典》也成了流传于世的奇书。笔者推测，在封建社会文字狱环境下，也许正是因为“鬼话”适应当时的崇尚神鬼迷信社会背景，才使这本《何典》摆脱了文字狱的禁锢。

　　《何典》是一部用吴方言写的借鬼说事的清代讽刺小说。成于清嘉庆年间，翻刻于光绪四年(1879年)，而真正流传开来则在1926年。1981年，工商出版社印行“内部发行”版，2005年，学林出版社再出新注彩绘本。《何典》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复(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何典》是一部很怪异很奇特的章回体小说，共10回。该书以滑稽幽默、口无遮拦的吴方言，虚构了一部鬼话连篇的鬼世间的鬼故事，通过鬼的故事来讽刺人间的现实，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可谓别具一格。

　　通篇故事都安排在鬼蜮世界里，说的是阴山下鬼谷中三家村有一财主名活鬼，中年得子，不料在谢神还愿之际，有人因斗殴死了，遂被当方土地饿杀鬼讹财，气病而亡。其子活死人少小无依，为舅母逐出行乞，得遇仙人指点，从鬼谷先生学艺，后因平息黑漆大头鬼等反叛有功,被阎罗王封为蓬头大将，并奉旨与臭花娘成亲，安居乐业。

　　众所周知，我们的已故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读书大家，他不但自己读《何典》，还把这本书寄给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读。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引用过《何典》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何典》一书对死读书和读死书者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很会读书，但竟沦落为乞丐。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诩：“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特别强调“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鉴于此，他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

　　《何典》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和鲁迅的青睐，因其具有如下4个艺术特色：

　　一是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何典》通篇运用方言，一改引经据典的八股作风，读来亲切，脍炙人口，与传统的文学创作套路分庭抗礼。

　　这一点得到了刘半农、鲁迅、吴稚晖等文学大家的高度评价。尤其是鲁迅，不但喜欢这部鬼书，而且在对《何典》的出版刊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何典》的反传统倾向与鲁迅的文学主张有相似的地方，正是鲁迅推崇它的原因之一。

　　二是结构紧凑，语言简练，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就能把一段故事情节说得清楚明白。虽然有许多词语添加了滑稽的修饰，但并没有拖泥带水之感。

　　作者在塑造众鬼形象上，颇化心思，如活鬼、死鬼、雌鬼、形容鬼、老鬼、扛丧鬼、酒鬼、催命鬼、饿杀鬼、令死鬼、野鬼、色鬼、臭鬼、冒失鬼、冤鬼、大头鬼、替死鬼、偷饭鬼、摸壁鬼等等，足有40多个。

　　还有许多叫作臭花娘、醋八姐、雌雄人、罗刹女等，和没有名字的众鬼，可谓鬼物众多，栩栩如生，让人读来不但不觉可怕，还使人欢喜畅快，各个关系交代得清晰，一点不觉繁杂，表现出了作者非凡的文字功力。

　　三是辛辣的讽刺，模写人情世故生动活泼。这些很有意思的鬼名字，完全可以与人间各类人物的形容一一对应，应有尽有，极具讽刺意味。能于嬉笑怒骂之间，现出愤世嫉俗之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

　　《何典》的风趣文笔带有一些粗犷的野性，它的结构，它的设色，它的手法就像闪烁着聪明智慧的桃花坞版画，朴素无华，亲切可爱。

　　四是方言典故运用巧妙，几乎成为吴方言的典籍。正如鲁迅在《〈何典〉题记》中所说，“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

　　《何典》中大量收集了吴语方言的成语、俚语，且常常使用其转义和借义，随手拈掇，信口开河，笔墨恣肆，穷形尽相，常令读者会心而笑，是方言文学的别致之作。但是，作者过分着力于此，不免失于油滑浅薄。

　　正是因为《何典》的上述艺术特色，使其在历史和当前产生很大影响.

　　此书出版前后，新文化运动正在大力推动“白话化”，把白话文叫“人话文”，把文言文叫“鬼话文”。《何典》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及“鬼话连篇”的文字，正合“白话文”的胃口。《何典》初版时，刘半农删除了一些“鬼话”。鲁迅看后，批评了他，说：“空格令人气闷”，“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当年年底，刘半农再版《何典》时，恢复了全本。鲁迅在为这个版本所作“题记”中评《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展示了活得人间相”，可谓精到。正因为《何典》说“鬼话”，所以，也就顾不得人间许多“当讲不当讲”的，口无遮拦，直抒胸臆，让人在阅历“人间相”时更为解颐。

　　1932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把《何典》作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增田涉。鲁迅给《何典》做的题记: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可证。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Q 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虽然老朋友的事，也还是不会捧场，写出洋洋大文，俾于书，于店，于人，有什么涓埃之助。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够了。并非博士般脚色，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