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毛泽东与哪位国民政府参议员通宵达旦交流

　　核心提示：梁漱溟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他后来回忆道：“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这一划时代命题的提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在于毛泽东长期对中国革命路线的深刻思考，包括他对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时期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吸取、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方针和工作方式的反思。党外民主人士梁漱溟在1938年初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六次“交换意见”，对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全面抗战初期梁漱溟访问延安的缘由

　　五四运动时期，梁漱溟受好友李大钊的影响，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与梁漱溟的伦理本位、中国文化至上等思想针锋相对，基于此，他便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同样，梁漱溟当时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纲领的中国共产党也并无好感。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革命的建设”，而中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红军长征之后，他依然对中共存有偏见，认为其已“几于消灭”，“仅仅靠军事来挣持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则是失败的”。(《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构造是追求“散漫和平的”，极具调和性和妥协性，“中国政治问题，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可以得到解决的”。(《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7页。)总之，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老中国”上错误地搬用西方理论，遑论“建设新中国”。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系列举措令梁漱溟刮目相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节节败退。反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摒弃前嫌，提出并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抗日;组织和领导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此，梁漱溟深有感触：“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见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8页。)他甚至认为，“从抗战前，以至抗战初段，使我们心里最欣喜的事，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是国家较进于统一”(《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4页。)。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转变和赴延安一探究竟愿望的加深，梁漱溟开始计划访问延安。1937年底，国共关系刚刚有所缓和，梁漱溟就先于其他民主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考察西北的要求。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国共双方协调，1938年初，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梁漱溟前往西安。“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2页。)梁漱溟访问延安，为期18天。他此行带有两个动机，即实地考察和意见交换。“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二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并且，他坦言道：“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77页。)梁漱溟此次访问延安的第一个动机为“看”，想通过实地考察来探清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弄清楚中共的转变，是真转变还是假转变。为此，他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党部、机关、学校，考察了边区的土地改革、民主选举制度，学生、妇女组织，等等。参观过程中对梁漱溟触动最大的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域不同，边区“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79页。)。并且，“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4页。)。梁漱溟访问延安的第二个动机为“谈”，就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和国家统一的问题询问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在访问延安期间，梁漱溟多次与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其中，梁漱溟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他后来回忆道：“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