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英文老师忆：成造反派头头也是被逼梁山

　　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来是个非常安于现状的普通大学外语教师。万未料到，一场“革命风暴”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轨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时候，我对未来完全丧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够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我的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风头，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群众代表”。有人听说我曾数次上书毛主席，还以为我是个造反派头头。

　　产生这些误解其实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经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时候，文艺萧条，人们只能反反复复地看八个样板戏。外国的除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电影，更是少得可怜。于是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就成了人们看到一点新奇事物的一个主要渠道。而我们这些天天出入外交场合的人便都成了“业余明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之后的尼克松访华，更使我们这些参与者名噪一时。记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访华结束从上海启程回美国之后，我们在上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结伴上街，没想到街上的行人竟来围观，并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当时这些每日的电视新闻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拥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翻译，但他们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当年那样为人熟知了。

　　新闻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至今，知识阶层中四十岁以上的不少人对我尚有印象，大概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报道造成的。由此，人们很容易认为我是个喜爱社交的活跃人物。多年前，一位新闻界朋友问我一生最向往的是什么?我说：“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你们都认为我是个‘女强人’那一类的女人，一定胸怀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真实内心世界，你也一定不相信。其实，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让我有个舒适的环境读读书，为丈夫、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你能相信吗?”可惜，这个愿望我一生都未实现。

　　其实，我成为今天的我，唯心的说法大概是命运的作弄，现实的原因是“逼上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来是个非常安于现状的普通大学外语教师。万未料到，一场“革命风暴”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轨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时候，我对未来完全丧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够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之后，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吴璞之死给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此时，那种“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惶恐已经减少了一些，头脑比那时要清晰一些。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