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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大佬“跑路”美国背后:税收负担太高

2016-12-20 阅读次数:

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企业税收负担太高

  今天早上起,一则消息就在朋友圈刷屏: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

  按说,这也不是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旧事儿了。结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耿直无比,说了一堆大实话,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视频在文末)

  一席实话下来,有人心头纳闷:曹德旺这是要“跑”的节奏?

  在岛叔看来,当然也不是。只不过,在李嘉诚抛光国内资产上岸的新闻后,大家对此多少会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认为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税负

  远 看李嘉诚,近看曹德旺,投资海外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 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和特朗普所言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不同,曹德旺此次从通用手中低价收购的废弃工厂,满负荷状态下能给当地提供 2500个工作岗位。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企业税收负担太高

  岛 妹整理了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例如,2010年后的5年,经济增速下滑, 下行压力增大,企业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现实困境,然而除了税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 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个百分点。

  由此,即使各方数据由于口径、测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断一致: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 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 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出逃?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企业税收负担太高

  政府公信力。 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中,签约前答应得很好,签约后却遇到承诺缺失、不讲信用,让一些民营企业吃了亏,对营商环境更缺乏信心。还有的是前任地方领 导签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虽然根据法律原则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条文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前提下,代表个人签订的与是否在政府任职无关,若存在法律履约能力的 应当执行合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势,想要主张权利常常岂是那么容易?所以,企业前期投资打水漂的事情屡见不鲜。

  执法随意性。岛妹有朋友在地方自己创业当小老板,私下里吐槽,现在的许多企业,单说消防设施这一项,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齐备了,恐怕没几个能活下来的。现实情况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关部门检查时,自由裁量权很大,会不会被处罚,就看企业自己怎么“运作”了。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当年赃款烧坏点钞机的马超群,身为地方供水公司的总经理,区区科级干部,何以在其家中搜出赃款一亿多?媒体报道,企业落户当地,不掏钱就通不了水。相比看得见的成本,这看不见的成本更让企业心惊肉跳。

  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不得不说,“宠爱”虚拟经济,而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爱答不理。虽然发展不能唯GDP,但考核时依然有“稳增长”的考量,怎么能够既生态绿色、又有高利润?于是,金融、房地产等“高富帅”行业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宝。

  看完这些,再对比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元升值、资产吸引力增强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说的,为什么在美国白领、蓝领成本各自是中国2倍、8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故土难离,但资本与企业都总要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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