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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重庆曾收到国民党特务子弹恐吓信

2016-12-16 阅读次数:

  核心提示:周副主席拆开信封,一粒子弹掉到了地板上。他一笑说,这又是特务搞的鬼。我把子弹拣起来说,交龙飞虎吧。周副主席说,先放一放吧。

  

  随周副主席去国统区工作

  1945年12月,国共和谈,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前往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代表团其他成员有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陆定一、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行前往。

  1946年春,国民政府决定还都南京。随着国民政府还都,中共代表团也于5月3日来到南京。同年11月13日,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召开了伪国民大会,导致国共第二次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于11月18日撤离南京回到延安。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时间虽然不长,总共将近一年,但有几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第一次坐飞机

  我是1945年12月下旬乘飞机从延安去重庆的。

  1945年12月16日,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一起从延安乘飞机飞往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即历史上所称的“国共二次和谈”或称“重庆谈判”。代表团成员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吴玉章、秦邦宪、王若飞、邓颖超。到达机场后,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发现有包重要文件放在办公室桌上忘了带,要我坐汽车回去取。等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杨家岭,拿上文件,又返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的行李也被带走了。没赶上飞机只好留下,等待下一次飞机的到来。

  一个星期后,也即12月下旬,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班机回重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搭乘这架美国班机去了重庆。

  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没坐飞机以前,我曾羡慕坐过飞机的同志,总觉得坐飞机一定很好玩,可以在空中仰望蓝天,俯视大地,别有一番滋味。万万没想到,我头一次坐飞机,就受够了洋罪。一来我们坐的是一架美国小型运输机,机舱没有密封,更没有现代化的暖气,只有几个铁座位;二来我的棉大衣已经打在行李里边被上次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带走了,在杨家岭等待的这几天,借穿的是乔巨英同志的棉大衣,临行前我又还给了他。一上飞机,就感到有些冷。飞机升空后,经过秦岭时,机舱里就更冷了,冷得就像冰窖。我和另外那两个同志,只好瑟缩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根本没有心绪从窗口里去欣赏蓝天和大地,更不用说那变幻莫测的云层了。

  飞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在下午6时左右才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这时我们三个人都感冒了。

  白市驿机场是美军的军事基地,下飞机后,没有人来接我们。我又带着两支驳壳枪,不便行动。三人经过商量,由我留下看守行李,其他两人去打电话和八路军驻重庆红岩办事处联系,请他们派汽车来机场接我们。

  他们走后,我便一个人留在行李堆旁看守行李。这时,天又下起了毛毛雨。重庆本来电力不足,在毛毛细雨中,电灯就像个发着红光的小火球。我是头一次出门到大城市,又是在机场,人生地不熟,既不敢轻易走动,又怕国民党特务前来盘问,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只好在濛濛的细雨中,忍饥受饿坐在行李上等啊等,一直等了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同志和来接我们的汽车才赶来。我们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上车坐好后,汽车才开出白市驿机场,向重庆市区驶去。等我们到达中共代表团驻地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得知我们尚未吃饭,伙房管理员特地到街上给我们买了三碗阳春面(肉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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