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屋后人：先人怕日本沦亡支持孙中山孙革命

　　梅屋庄吉(1868-1934)。日本长崎人，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并承诺“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孙中山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贤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辛亥革命。

　　自上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间介绍孙中山和梅屋庄吉革命友谊的传记、歌剧及各种大型展览层出不穷。但是作为梅屋庄吉的后人，因为严格遵守先人的遗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对过去的历史始终保持缄默。后来，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受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鼓励，终于打破沉默，依据独家珍藏的历史资料和口耳相传的秘闻，写出了这段令世人震惊的历史片段。

　　“这是一段跨越百年的伟大友谊，非常荣幸能够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挖掘出来，带给今人。”面对众多媒体记者和学者，小坂文乃这样说。百年之前，她的曾外祖父梅屋庄吉是孙中山一生的好友和资助者。

　　9月8日，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和广东省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以孙文和梅屋庄吉之交为主题的小坂文乃演讲会。由于梅屋庄吉曾留下遗嘱不宣扬此事，所以他和孙文的交往并不太为人所熟悉。国内许多关于日本和中日历史的专著，如日本研究的入门读物南开版《日本史》，都没有提及过梅屋庄吉这个名字。这位日本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与孙文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直到近几年才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而小坂女士提供的种种历史细节，则进一步让人贴近了那段激荡岁月。

　　照相馆成了梁山

　　即使没有和孙文的交往，梅屋庄吉也会因为他在实业方面的成就而载入史册。作为一个长崎人，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早在日本锁国时代，长崎就是唯一能够保持对中国和荷兰商人开放的港口。长崎人都喜欢把中国人称为“那边的人”，这种称呼带有尊敬和亲切之意。14岁时，梅屋就藏在轮船鹤江号里来到了上海，可刚到就遭遇小偷，失去了全部钱财，只能为在上海的日本娼妓做一些体力活糊口。这段底层经历让他对中国人民当时的苦难有了深切的理解。

　　其后，梅屋在中国、朝鲜和南洋等地从事商业贸易。其间既有被评为选美冠军的风光，也有在菲律宾遭遇海难成为两个幸存者之一的奇遇。经过时间的历练，他小有成就，积累了一些资金，并在香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

　　1895年3月的一天，在孙文的导师和救命恩人、英国人康德黎博士的介绍下，孙文和梅屋有了他们的首次相会。虽然双方只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由于梅屋也是康德黎的好友，所以他的品性和志向已为孙文所知。于是几天后孙文又主动到访，将自己的革命理念和盘托出。“从康德黎博士那里得知你热爱中国，心系亚洲未来。今日一见，果然是位侠肝义胆的忠义之士。”孙文以此作为开场白。

　　两人畅谈中国、亚洲和世界大事，感到相见恨晚。梅屋庄吉当即许下了一生的诺言：“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当时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

　　后来照相馆就成为了他支持革命活动的基地，用梅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相馆只是表面的招牌，总之这里成了革命志士云集、安营扎寨的梁山”。

　　在梅屋庄吉的支持下，孙文发起了反清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梅屋费尽心血筹集了600支手枪。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赴美避难，梅屋汇给他13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800万人民币。

　　梅屋庄吉以自己的财力和人脉支持孙文的革命事业，而他并没有因为这种“兴趣”而使自己的商业活动受到影响，相反，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这个事业就是当时刚刚兴起的电影业。1903年梅屋从东南亚回日本的时候，口袋里揣着50万日元的巨款，相当于现在的14亿日元。梅屋的电影公司后来发展成和东映、松竹等著名日本电影公司并列的“日活”公司。除了支持各国革命事业外，他私人还赞助了白濑矗的南极的科考，这是著名的“第一个到达南极点”国际竞争的一部分，也是亚洲人的首次南极科考。

　　小坂文乃表示，在孙文的身边云集着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这些人各有各的考虑，但是梅屋庄吉确实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小时候就认为，“人皆平等，在危难之时相互帮助才是为人之正道。倘若世间如此，那距离和平之世界就不会遥远。”这个思想后来在《永代日记》进一步发展为“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

　　除了孙文，梅屋庄吉也和其他许多后来的重要人物交好。戴季陶曾请求梅屋庄吉抚养自己和一个日本女人(即护士重松金子)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被蒋介石收养为养子的蒋纬国。在戴季陶写给梅屋的书简中，记录了此事的经过与他对梅屋庄吉和梅屋夫人德(梅屋德)的感激之情。

　　在资助白濑对南极进行第二次考察的时候，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梅屋在这个过程里援助给革命军45.6万日元的款项(相当于现在的11亿日元)，并且受上海陈其美委托，印刷当时革命军的临时货币“军票”。

　　最可贵的是，他派出摄影队跟随革命军人，拍摄纪录片，这是关于辛亥革命极为稀缺的影像资料。后来在孙文访日期间，梅屋专门为孙文一个人放映了相关影片，以弥补他在革命爆发时身在美国不在现场的遗憾。

　　据小坂女士介绍，这盘胶片后来被送给孙文。几经周折，1990年日本放送协会(NHK)寻访到胶片被保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里，这段影片成为了现在国内相关纪录片的主要影像资料来源。

　　“鲜艳的近代、未来之色彩”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文流亡日本(陪同的只有秘书宋霭龄和胡汉民)。由于担心暗杀，梅屋一直将孙文藏匿在他位于大久保百人町的私宅内。这个地方非常秘密，除了梅屋外只有犬养毅(后来的日本首相)、宫崎滔天和头山满(黑龙会首领)等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梅屋的家人和弟子都不知晓。即使如此，梅屋还是经常安排孙文等人改换住所。

　　依靠梅屋等人的庇护，孙文一直在日本藏匿了3年之久。梅屋的女儿千世子回忆：“孙先生用听不懂的语言(英语)和父母说话。他总是亲切地称呼我‘宝贝、宝贝’，对我很是喜爱，还常买些巧克力和洋娃娃送给我，是个和蔼可亲的叔叔。”

　　梅屋和夫人德在生活上也对孙文有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孙文曾手书“贤母”写在梅屋的和服外套上，这件外套至今仍被珍藏。

　　梅屋夫妇见证了孙文和宋庆龄的恋情。1913年宋庆龄结束在美国的学业，却首先前往了日本。这是因为她的父亲，也是孙文的另一名主要支持者宋耀如当时也在日本陪伴孙文。这样，宋庆龄于梅屋家中认识了孙文，并为其所倾倒。当时梅屋家里有一台当时罕见的“日本乐器公司”(现雅马哈)制作的日本最早的钢琴，现在仅存两台。宋庆龄在这台钢琴上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以表达对孙文的崇敬。

　　孙文也被宋庆龄所吸引，他回忆“在自己处于晦暗的人生低谷时，她就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鲜艳的近代、未来之色彩。”1914年宋霭龄嫁给孔祥熙后，宋庆龄取代了姐姐成为孙文的英文秘书。两人很快相爱。

　　如人们所知，这段恋情遭遇到了大部分的人反对。而梅屋夫人德是最早察知此事的人。她曾劝说孙文：“在年龄上，你和庆龄堪比父女，一旦结婚会缩短寿命的(日本人的老说法)。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孙文则断然回答：“如果能和她结婚，即使明天死掉也无怨无悔。”

　　德理解了这份心意以后，立刻找来孙文的另一名秘书陈其美，吩咐他说：“你马上去趟上海，要保守秘密。去见一下庆龄，把孙中山先生的心意传达给她。”

　　梅屋本人是在陈其美出发后才知道这事，他没有生气，只是对德说：“真服了你，你做了件好事。不过，女人的直觉挺可怕的。”

　　婚礼之前，对这件事恼怒异常的宋耀如冲到日本，在梅屋家门口大喊：“我要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据梅屋的记录，孙文出现后，宋耀如瞬间判若两人，双膝着地，深深埋下头说道：“拜托你关照我那不懂事的女儿。”

　　1915年11月10日(国内有不同的时间记载，此为梅屋家的记载)，在梅屋家举行了双方的婚礼。对于梅屋和德的照顾，宋庆龄后来曾以罗莎蒙德·孙和中山琼英等笔名多次给德写信(英文)，表达感激之情。信中透露，宋庆龄在日本时，侍女的薪水都是由德支付的。

　　梅屋并没有停止在其他方面援助中国革命。讨袁战争爆发后，梅屋专门聘请了当时日本著名的飞行家坂本寿一创办了革命军飞行学校，培养飞行员。随后组建的革命军飞行队，相关资金也来自梅屋。1915年7月，坂本亲自驾机，带领飞行队参加了在山东潍坊的作战。可以说，革命军飞行队也算是中国空军的雏形之一。

　　因为这段往事，中国空军司令许其亮2008年访日时的欢迎宴专门设在松本楼(梅屋庄吉的孙女嫁给了拥有松本楼的小坂家)。许其亮专门谈及了革命军飞行队：“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但是我们必须超越这段不幸。梅屋先生为中国作出的贡献，我们中国人绝不能忘记。今天，我们也要为建立这样坚实的两国关系而努力。”

　　为中国革命献出一兆日元

　　1925年孙文去世以后，梅屋就把人生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对孙文的纪念和斡旋中日两国的战争之上了。他专门铸造了4座巨大的孙文青铜像赠送给中国(目前四座铜像分别保留在南京、广州和中山)，这些铜像的制作和运送费用相当于今天的1.5亿日元。为此梅屋不得不动用了女儿千世子名下的私款。同时他还筹拍电影《大孙文》，只是后来中日关系恶化，这部电影最终半途而废。

　　在日本侵华年代，梅屋被一些人斥责为“卖国贼”，日本宪兵搜查了他的住宅，并一度拘捕了他。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梅屋本人依然试图挽救中日关系。九一八事件以后他曾和孙中山长子孙科通信，表示“对中日间的纷争感到遗憾，愿意依据国民政府的意见努力解决”。

　　1932年，他和日本军部的人会面，希望促成中日对话，但是被东条英机等人拒绝了。

　　在1933年的一次新闻访谈中，梅屋公开说：“一部分人想凭借武力征服中国，但是，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动用武力的话，迟早必定会遭到武力的还击。我面对中国人时，就如同面对日本人一样，是同样的心情。了解我的中国人也把我当做同胞来对待，没有任何戒备隔阂。也因此无论任何问题都会顺利地迎刃而解，不会发生不愉快。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丢掉过往的感情问题，从内心能够真诚相待。日本应该主动设法这样去做。”

　　1934年，在斡旋中日关系的奔波上，梅屋终于病倒，于11月23日去世，享年65岁。在他的葬礼上，蒋介石赠送了花圈，他的灵柩覆盖着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国旗。

　　梅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因为自己为辛亥革命付出的努力而自傲，相反，他留下遗言嘱咐子孙保守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

　　梅屋去世以后，夫人德和女儿千世子一直居住在上海。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多次颁布特别指令保护他们一家。蒋介石执意劝说德留在中国，而最终德还是返回日本为梅屋守灵。蒋介石特意安排了美军的运输船送她们回国。德于1947年去世。

　　此后，梅屋的后人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他们一直无法回到中国。直到1978年，宋庆龄邀请千世子夫妇访华。事后宋庆龄还给千世子回信：“时间和形势永不能抹掉这宝贵的友谊，什么也不能抹掉它。”在“不能”的下面，宋庆龄特意画了一道横线。

　　后来千世子的女儿主和子(小坂文乃之母)嫁到了世代经营松本楼的小坂家。松本楼本身也是梅屋和孙文在日本经常聚会的场所。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的时候，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特意在松本楼设宴招待了胡锦涛。而在两国众多学者和政治家的鼓励和帮助下，小坂文乃开始整理曾外祖父的文件、书信和日记，终于使得这段历史重新浮出人世。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梅屋一生给中国革命事业贡献的金钱，折合成现在货币高达一兆日元之多。”小坂文乃说，“作为他的后代，我认为如果能把这段美好的友情传递给日中两国的人民，能够让日中两国的民众内心感受到些许温暖，那就是莫大的欣慰，而这也正是梅屋庄吉留给他的子孙的最丰厚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