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武昌围城之痛：城内百姓饿病死无数

　　北特约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几年的作家方方，从来没想过武昌以前是不是有城。直到有一天，她在前辈石瑛家的后院，看到了武昌城残留下的一点城墙角。同行的历史专家冯天瑜说了句“这真的是老武昌城的城墙砖”，一瞬间触动了方方敏感的神经：原来武昌有城啊。

　　这感性的认识，激发了女作家对于武昌围城战争史的兴趣。从2006年开始动笔写作，到《武昌城》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段已经逐渐被遗忘的历史又一次展现在了当代读者面前。尽管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小说中不少细节却取材于大量民间回忆录，颇有历史价值，这种写作也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官方的独特视角，更融入了女性独有的细腻解读。

　　女作家的“细腻”战争史

　　“其实我从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是中篇的构想。我恐怕自己对历史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便没打算写长篇。”的确，历史战争题材并非方方的擅长领域。回顾她个人的作品，这位以诗人起家的女作家早先的作品如《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一唱三叹》、《行云流水》等，以描写青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为主，后来的小说如《春天来到昙华林》则侧重于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景况，刻画卑琐丑陋的病态人生，剖析人性的弱点，探索生命的意义。

　　方方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追寻，开始于她近年来的作品《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借》的写作。通过对众多历史资料的考察，有关武昌的历史为女作家打开了眼界，也让她意识到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被时光掩埋。

　　2006年，方方动了写《武昌城》的念头。在阅读了关于武昌战役的回忆录后，她开始动笔。当年10月，她写出了“围城”部分，将近八万字的中篇发表在了《钟山》杂志上，但由于篇幅太长，不便转载，受众面并不广。

　　“完成中篇《武昌城》即守城篇后，我哥哥看后很喜欢，觉得这个题材可以写成长篇。经他提示，我也觉得可以写成长篇。但是，是在原先的守城篇的基础上增加攻城的内容以及其他人物和情节呢，还是另起炉灶单独写攻城?考虑再三，我觉得保持原来攻城篇的完整性，另外写一部攻城的中篇。将同一事件，由两部独立但又有某种关联的中篇来表现，可能会更有意思。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认知和感受。读者也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和体会这样的战争。”方方说。

　　到了2010年，方方再次进行了历史资料回顾，其中有“北伐战争”口述史，包括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亲历者的口述;当年登载在武汉和湖北的一些文史资料上的城内百姓回忆录;还有颇为珍贵的，是方方远在温哥华的同学艾路明提供的资料，艾路明的外祖父唐生智曾为北伐军第八军军长，进武昌城时为前线指挥官，艾路明还向方方提供了北伐军第四军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回忆录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手下李洁之回忆录。随后，方方重新开始动笔写《武昌城》，为原来的“围城”续上了城内北洋军的“守城”故事。

　　如果说小说的“攻城”篇是革命军，尤其是叶挺独立团作为敢死队遭受重创的悲情故事，那么“守城”篇则反映了北洋军在“大势已去”时，摇摆于履行军人职责与怜悯城内饥饿百姓之间的痛苦和无奈。有别于其他一切有关宏大军事题材的书写，方方的《武昌城》采用了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感表达和故事细节描绘，所有有关武昌围城的历史，在《武昌城》里成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经历和内心独白。

　　胜得沉痛且悲壮

　　故事开始于北伐军“一路风卷残云北上，胜仗连连”的喜悦氛围。

　　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其决定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此时的段祺瑞政府已经垮台，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并控制京汉铁路。东南五省则为从直系分离出来并坐大的军阀孙传芳占据。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就职后率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对当时的作战策略，蒋纬国总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二卷)有如下记载：

　　革命军八个军的总兵力，共约十五万人，与军阀之兵力(七十五万)相差悬殊，武器及器材亦较北洋军阀之部队为差。惟革命军之士气高昂，训练较佳，纪律严明，故相同单位之战力，优于军阀部队。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基于当时之状况判断，在敌我兵力之优劣悬殊之态势下，必须采各个击灭之方案，而第一击目标之选定，在吴、孙、张三个军阀中，以先击灭吴佩孚部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