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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抗争”: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2016-12-04 阅读次数:

“二月抗争”: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二月抗争”: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图为毛泽东和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上。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

 

  毛泽东批准:可以批三天

 

  1967年2月,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即“三老四帅”)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史称“二月抗争”。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一个是“大闹怀仁堂”。关于这“两个大闹”,已经有许多著作和文章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两个大闹”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三老四帅,责令他们停职反省。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它诬蔑为“二月逆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三老四帅叠遭批判,甚至株连到他们的家属。

 

  1968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见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说:“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他提议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等问题。

 

  当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看到三老四帅等元老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干部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不断向毛泽东告状,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但毛泽东就是不说可以将这些元老统统打倒。这样,他们就认为这些元老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三老四帅等开国元老发动了总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57页。)又一次大兴问罪之师,集中火力,大批“二月逆流”。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指叶帅等)过关,出席‘九大’……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是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周恩来认为兹事体大,他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会议决定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和李先念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和董必武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华东组,徐向前分到西北组,聂荣臻、李富春、邓子恢等也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叶剑英等遭猛烈批判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全会后期,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进行围攻。聂荣臻回忆说:林彪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57页。)

 

  “中央文革”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三老四帅在所谓“二月逆流”中的“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吴法宪说,这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来。

 

  因此,在会议上不仅只是批判老帅们“二月逆流”的问题,而是彻底清算这些老帅们的历史老账,把他们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所以,斗争他们的内容就很广,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当然,主要还是抓住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批判,斗得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都不好。”

 

  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全会小组会上对参加“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进行围攻和诬陷。他们说,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二者合流”,“是一个集团”,“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诬陷叶剑英、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要夺军权”。诬陷谭震林是“叛徒”。(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第188页。)

 

  10月17日,叶剑英在中南组会议上遭到了围攻、批判。叶对一些人的质问和围攻,作了解释和回答。他说:对这个运动,我不理解,跟不上,把支流看重了,我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想,但我同他们是组织上无联系,思想上有共鸣。我“舌战群儒”,指的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不同意群众对领导干部乱批乱斗,是为了保护干部。1967年初解决青海问题、成都问题、万县问题,我是担心军队搞垮了,是想保护军队。对于叶剑英这些解释和回答,小组的许多人十分不满,继续进行围攻。有一些从工人中走上中央领导层的人员,更是以极左的发言,对叶进行了攻击。(《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册,第978页。)

 

  同一天,康生在小组会上发言,给“二月逆流”强加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反对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路线翻案”,“公开否定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等罪名。他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江青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污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

 

  聂荣臻在他所编小组里,同样受到揭发批判。陈伯达追问聂:为什么与叶剑英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陈伯达还说,聂荣臻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西山拉拉扯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不满,这是“二月逆流”西山一股的成员。

 

  据李先念的秘书回忆:吴法宪在华北组会议上诬蔑说,“二月逆流”中有两股黑势力,一股子在国务院,成员有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及余秋里、谷牧;一股在军委,成员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及萧华和杨成武,陈毅是这两股黑势力的联系人。(程振声:《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

 

  10月18日,叶剑英借故不到会,向中南组递交书面检讨发言,被迫“检讨”在对待“中央文革”、在处理青海事件、成都问题等方面的“错误”。叶剑英承认自己“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不是拥护的,而是反对的”!

 

  林彪、江青一伙对叶剑英等老帅的态度和“检讨”,当然不满意。江青每天晚上在碰头会都要听取汇报,然后布置各组第二天批判的内容。

 

  10月22日,叶剑英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向全会中南组递交“第二次书面检讨发言”。

 

  林彪重视批“二月逆流”

 

  林彪对批“二月逆流”非常重视。其一,他向来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既然毛泽东已经发出最高指示:可以批三天。林彪自然紧跟“伟大战略部署”不动摇;其二,大批三老四帅,打掉他们的威风,可以清除中央领导层的异己,安插自己的亲信。

 

  为此,他精心准备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交代办公室主任叶群和秘书们“拉条子”(讲话提纲),准备讲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

 

  随后,叶群让秘书张云山抓紧时间看会议简报,说:“这次十二中全会,非常重要。会议的主题是批‘二月逆流’……这次批‘二月逆流’的温度很高。‘中央文革’的看法是,它的意义不亚于十一中全会。不把二月逆流批倒批臭,有些人对他们总有幻想,‘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不能巩固。首长(林彪)在会上讲话,也要重点批‘二月逆流’。批的调子不能低于会议的简报。要点名批,不能客客气气。要点点陈帅、叶帅,他们的态度至今还不老实。‘二月逆流’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指向‘文化大革命’的,特别是指向‘中央文革’的。首长讲话要旗帜鲜明,要坚决支持‘中央文革’,不要使人感觉好像首长是那些老帅们的后台。”(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98页。)

 

  秘书抓紧翻看会议引发的上百份简报。他们看了这些简报,令人毛骨悚然。确如叶群所讲,简报的政治风向一面倒,登的全是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发言。被批的对象,不仅有叶帅、徐帅、陈帅、聂帅和李富春、李先念,就连长时间不露面的朱德和陈云也挨批了。他们全都抓住1967年2月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大做文章,上纲说在那个事件前后形成了一个“反党俱乐部”,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为刘邓陶翻案”,还有“山上山下配合”、“军内军外呼应”,目的就是“推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实现反革命复辟”、“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林彪为批“二月逆流”定基调

 

  当秘书把林彪的“条子”快要搞好的时候,叶群又突然变了腔调,讲起“会议新精神”,要“降温”。她对秘书说:首长当面请示主席,他讲话时要注意些什么?主席说,随你怎么讲,我不干涉内政。首长说,我讲话时要点点“二月逆流”,可不可以点名?主席说,不要点名了。主席还说,对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还要选他们作“九大”代表,但他们不能翘尾巴。

 

  尽管毛泽东已经发话,但叶群仍然抓住“二月逆流”不放,她交代张云山:“你‘拉’的‘条子’,还要把批‘二月逆流’作为重点。”

 

  “主席不是讲要降温、要保吗?”张云山有点不解地问。

 

  “主席现在讲要降温,并没说以前大家批的不对。主席讲一批二保,证明还是要批的。”叶群极力按她的意志去解释毛泽东的话。“会议批‘二月逆流’并没错,现在的问题是首长讲话的调子可适当低一些。但太低了也不行;如果太低,就使人觉得首长不是在批‘二月逆流’,而是批这次会议了。那样,就给积极参加战斗的一些小将泼了冷水,“中央文革”也会不满。“中央文”革对首长一直是信任的,不能叫他们失望。”(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200-201页。)

 

  10月20日下午,林彪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他首先歌颂“文化大革命”,说“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随后,他宣称“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军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19]67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这样,又给三老四帅加上了新的罪名。

 

  林彪讲话后,对之有保留看法的人们沉默不语,然而却受到某些人的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生的发言,《简报》上登的几页篇幅发言纪要全是他对林彪的赞美之词。

 

  聂荣臻元帅说,林彪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是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江青等人还要继续升温,穷追不舍,纠缠不休。周恩来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说:“不要再整了!”会议批判“二月逆流”才告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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