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走“富国”之路缺乏民众支持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审

　　公元1069年启动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王安石改革，本应是利民、利国、利朝廷的好事。然而推行的结果，百姓因未得实惠而失望;朝臣非议新法的很多;就是支持改革的宋神宗也时露不满。这场改革，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或偏差呢?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随着王安石再次罢相(1076年)，淡出政坛，尤其是宋神宗去世(1085年)，新法终被废止。因为这次改革，王安石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褒之者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伟人之一(胡适语)，贬之者说他是“万世罪人”(南宋理宗语)。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王安石变法，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和警示呢?

　　“拗相公”成调侃对象

　　“拗相公”是王安石的绰号。因王安石是北宋宰相，人们称宰相为“相公”，又因王安石生性执拗，故人们给他起绰号“拗相公”。《警世通言》云：“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宋人话本中有一种叫《拗相公》，据胡适说，“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的后辈的见解”，即代表当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之后人的观点。此文写王安石罢相南归，借宿于一位老妇的茅屋。次日天明，老妇起身，与一女婢将两头猪赶出门外。又将糠秕与水调和，盛于木盆，口呼：“啰，啰，啰，拗相公来!”两头猪闻声，就盆吃食。女婢呼鸡：“喌，喌，喌，王安石来!”(喌读州，呼鸡声。)群鸡俱至。王安石心不乐，因问老妇：“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老妇说：“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自王安石做了宰相，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

　　这篇话本，故事虚构，显然是攻击王安石新法的，但并非“一派胡言”。文中老妇因是“子媳俱无”的寡妇，变法前毋须到官府当差，也毋须出“助役钱”;变法后，官府对她这样的寡妇的优待取消了，她说交了“免役”、“助役”等钱，“差役如故”，当是事实。像老妇这类农民怨恨新法，事出有因。

　　“拗相公”的绰号，不能算是诽谤，就像苏东坡给司马光起绰号“司马牛”(牛：固执、倔犟)，很难说有轻侮之意。不但王安石同时代好些名人在其笔记中写到王安石的“拗”，而且正史《宋史·王安石传》也写到了王安石的“拗”。该传云：开封府老百姓为逃避保甲有“截指断腕”的，知府韩维报告了宋神宗。神宗问王安石，安石答：“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乱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蠢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开封府出了这样的惨事，皇帝都震惊，而王安石无动于衷，反认为“截指断腕”的人是愚民，受了别人的煽动。在皇帝面前，他依然是一副固执的样子。所以此传又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这是元朝官方给他的评语。

　　对普通人而言，性格影响事业;对政治家、领袖人物、改革家而言，性格影响施政、改革。王安石这种个性，好处是认准了方向、目标，一往无前，百折不回，有着为了国家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坏处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听不进批评意见，不能在制定法令、政策时集思广益，力避疏失;不能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同情者、合作者推行新法;不能根据施政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弊端，对政策作调整，改弦更张，补偏救弊。

　　据王铚《默记》，王安石当初考中进士第四名后，同乡前辈、时任枢密使的晏殊寄厚望于王安石，谆谆告诫这位晚辈：“有二语欲奉闻，能容于物，物亦容矣。”意思是说，你能容众人，众人也能容你。可惜王安石对晏殊的话不屑一听，还认为晏殊讲话太没水平。其实，作为改革家，是应当具备晏殊所说的胸怀的。

　　“经”给“和尚”念歪了

　　王安石改革的“经”(法令、政策)，有的本身有缺陷;有的大体是好的，但给“和尚”念歪了。此话怎说?

　　推行新法的官员，有些为表示自己是紧跟王安石的坚定的改革派，往往在实施新法中走极端;有的出于一己之私，曲解新法，使之变形。利民的新法，在他们的辖区，逐渐异化为扰民、坑民的虐政。改革不以王安石的愿望为转移，变成了朝廷、官府聚敛财富、搜刮民财的一种手段。

　　拿青苗法来说，它规定：官府在夏、秋青黄不接之时贷钱谷于农户，名为“青苗钱”，农民收获后还本，加息十分之二，与夏、秋两税一起交纳官府。推行青苗法的本意是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以钱生息，获取巨大收入。此法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摊派，不管是否需要借贷“青苗钱”，都得摊派。不仅在农村摊派，而且在城镇摊派。利息超过了十分之二，甚至高达十分之七八。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云：“……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

　　苏辙批评青苗法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官员、胥吏在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朝廷禁止不了，奈何不得。

　　就连宋神宗都知道青苗法的弊端。据《宋史·韩琦传》，宋神宗在召见宰相们时，曾从怀里拿出韩琦批评新法的奏章给他们看，并说青苗法害民：“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他责问道：城镇没有青苗，为何要强行摊派“青苗钱”?神宗话音刚落，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坊郭何害?”他说，只要人家愿意，贷给城镇居民青苗钱有什么害处呢?次日，王安石便称病不出，跟皇帝闹起别扭来了。

　　再拿免役法(又称募役法)来说，它规定：乡户按户的等级向官府交纳“免役钱”，可免去到官府当差的义务，改由官府雇人充役。原先不用当差的官户、女户、寺观，须按同等户的半数交钱，称作“助役钱”。乡户在交免役钱时，还要多交二分，称作“免役宽剩钱”，以备荒年不征收免役钱时雇役之用。免去当差固然好，但所征免役钱太重，到了下面又加码。这项新法，可以富国(富朝廷、官府)，但不能利民。韩琦奏章所说“……又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此所谓富国之术也”，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到了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任知府，有无名氏题诗于赏心亭，开头两句是：“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王安石看到后，不知是什么心情。

　　“悠悠之议”并非“不足恤”

　　南宋理宗曾在巡视太学时，下令取消王安石在孔庙中“陪祀”的资格，并写下一段话：“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语万世罪人。”他所写王安石“三不足”论，与《宋史·王安石传》所载不同，该传记载的“三不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无论是宋理宗的版本，还是《宋史》的版本，“三不足”是否出于王安石之口或之文，还是个问题，宋神宗向他核实时，他是否认的。故宋理宗对他的指责难以成立。即便他说过“三不足”，“万世罪人”的罪名也安不上。

　　王安石倒是说过：“悠悠之议，恐不足恤。”“悠悠之议”，世俗之议，众人之议。“不足恤”，不值得忧虑。王安石这句话跟“人言不足恤”有点类似。社会上对新法的议论，官场上对新法的议论，朝廷对新法的议论，他一概当耳边风。

　　其实，“悠悠之议”并非“不足恤”，不能不听，不能不以为意。

　　古代的改革，仅有皇帝个人的支持还不够，必须有朝廷上下的支持;仅有官员的支持还不够，还要有下层民众的支持。同时树敌不能太多，否则阻力过大，改革难以进行下去。归根到底，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民众是否拥护、支持改革。所以，下层民众的意见要听，官员们的意见要听，富人们的意见也要听，听了以后作分析。不听“悠悠之议”，很有可能一意孤行，而一意孤行的结果是碰壁。

　　社会各方面对改革的议论，总会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朝廷，反映到皇帝那里。例如范纯仁就把所见所闻关于新法实行的问题报告神宗，他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掊克财利”即搜刮民财。他提醒神宗注意《尚书》所说的“不见之怨”，即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

　　《宋史·神宗纪赞》云：“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看来出现了“上访”高潮。

　　社会上议论改革，王安石不放在心上，他的家人倒很在意。据司马光《涑水纪闻》一书，王安石之弟王安国曾力劝其兄，注意社会上对新法的不满：“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公，恐为家祸。”王安石不听。王安国便跑到供奉祖先的家庙，向祖宗哭诉：“吾家灭门矣!”

　　对政局有一定影响力的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皇太后高氏(神宗母)，批评新法的话听的多了，对新法的信心就动摇了。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载：太皇太后曹氏对神宗说：“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要皇帝废除青苗法和免役法。神宗不乐了，他说：这两项法令，是利民的，不是害民的。太皇太后曹氏不听神宗辩解，吩咐说：王安石诚然有才学，然而怨恨他的人很多。皇帝爱惜他，想保全他，不如暂且将其外放，过年把时间再召用他。神宗不得不听从，于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被外放到江宁府。“悠悠之议”，怎么“不足恤”?

　　改革进行到第六个年头，全国很多地方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上朝时对着大臣们直叹气。他想废止新法之“不善者”。并说：“今取免行(役)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皇帝叹息，“两宫”(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抹眼泪，他们既忧且惧。忧的是改革失民心，惧的是天下骚动。

　　宋神宗不顾王安石的反对，还是来了个改弦易辙，逐步废除新法之“不善者”。临死前，还废止了方田法，即规定丈量土地，确定等级，登记在册，作为征税的依据的法令。《宋史·食货志》云：“帝知官吏扰民诏罢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说，王安石在地方从政的经历不多，对全国的情况了解不多，用“一刀切”的办法解决全国的问题，很难奏效。他写道：“荆公与司马温公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议者谓差役、雇役(免役)二法兼用则可行。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初中国乱始罢。”

　　王安石变法对朝廷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当然离“富国”的目标还很远，“强兵”更谈不上。由于遭遇各方巨大的、难以抵挡的阻力，它不得“善终”，是不奇怪的。

　　据吴聿《观林诗话》，王安石晚年在所到之处，“书窗屏间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盖痛悔之词”。他书写唐人薛能的诗句，也许是想抒发天下之事“易坏而难合”的感慨吧。

　　历史小贴士

　　王安石是个怎样的人

　　宋朝的宰相王安石是最不修边幅的人。他有时忙着看公文，上朝时来不及吃早点，便拿了面饼坐在上朝的车中去吃，以致弄得满身都是面屑。

　　王安石也不讲究卫生，他不太喜欢洗脸，也不常换衣服，因此，有时衣服上竟生了虱子。有一次，王安石和另一位大臣禹玉因事一同去见皇帝，不注意衣着的王宰相衣领上有个小虫，可能是个虱子，它从衣领爬上了王安石的胡须。皇帝看了，不觉暗自好笑。禹玉伸手替他捉去，随口说：“这小虫太光荣了，曾在宰相的胡须上闲荡过!”王安石也觉察到了，于是解嘲地说：“它不仅光荣而且幸福，连皇上都亲眼看到了它。”

　　王安石的生活非常俭朴，不拘一格，毫不讲究，反对奢华铺张的作风。在他任宰相的时候，部属百官宴请他，虽然桌上摆满了佳肴，他只夹面前的几样菜吃。吃饭时他也是心事重重，一副食不知味的神态。他在家里请客时相当随便，一般是两碟小菜，一壶清酒。有一次，他竟将客人吃剩的煎饼饼皮拿来吃了，令客人大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