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的国宴上 中央五大书记如何做到个个“海量”

　　核心提示：我开始想，茶叶有点解酒的作用，由喝茶水想到了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进而想到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了。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

　　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不仅会议很多，宴会也很多;为此，食物要试别有无毒性，亦由我担任，以后又成立了检验室，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验室的任务就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们的安全。

　　在怀仁堂大厅里已经摆好了宴会的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茅台白酒和通化红葡萄酒……也都已摆放在餐桌的一角，正等待着招待嘉宾;有的已经打开了瓶盖，浓郁的酒香随着人员的流动，向代表们和客人们袭来，连人们的衣物也都被美酒熏香了……

　　为了保证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要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登上天安门的因素，在国宴开始时，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入大厅口处的汪东兴(中央警卫处处长)和李福坤(副处长，汪的助手)，把我叫到他们的面前，李福坤低声地嘱咐说：

　　“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领导下达指示时，神情严肃，语气沉重恳切，两位领导临时下达的指示，等于把重任压在了我的肩上，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因为宴会就要开始。大概领导是想叫我拿出能解酒的灵丹妙药来，这是他们出于保证首长的安全和登上天安门的政治任务的需要，他们想我一定有解酒的药，像某些解毒药物一样，一经吃下这种解酒药就不醉了;醉了一吃就醒。可是，我根本没有这种药，将来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么灵的解酒药。我真有点发愁了。

　　我默默地思考着上级的指示，茫然的神情代替了刚刚还笑容满面的神态，这任务如何完成啊?宴会已经在怀仁堂大厅里进行了，首长和国宾们都已经坐在了餐桌旁边，我怎么办?在这种热烈而又兴奋的场合，我能不能走到每一位书记的面前，去劝说少饮酒呢?或者当他们举怀祝酒时，我跑过去“掣肘”，那样作不是太煞风景了吗!?不然，我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

　　啊!“灵感”来啦，办法终于逼出来啦，这种现象大概叫急中生智吧!我开始想，茶叶有点解酒的作用，由喝茶水想到了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进而想到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了。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我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在外观上，用肉眼是无法与红葡萄酒和茅台酒区别的，只要不喝是不能分辨真假的。说干就干，我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我们的“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五大书记中，大概刘少奇是酒量最小的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因为喝酒是最容易坏事的。但是，在这大典前夕的喜庆日子里，为了应酬嘉宾，又不能不喝，尤其是从苏联来的“老大哥”，可以说个个都称得上是“英雄海量”，这使刘少奇很被动，少喝了有失礼貌，多喝了又没有酒量，其被动局面是可想而知的。当他喝了我们“特酿”的“通化红葡萄酒”后，满意地转过头来，向我投射过来一缕微笑。这缕微笑，既表示赞许又表示感激;这缕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和鼓励，在我的心中荡起了成功者欣喜的涟漪，我的面部也被催起了兴奋的笑容。刘少奇饮过“特制”的“通化红葡萄酒”后，胆子壮大了起来，而且举起了“茅台”酒杯，主动向苏联“老大哥”碰杯祝酒，挑战了;并且一饮见杯底，一滴不剩。突然，一位苏联“老大哥”手持酒杯，浓香的茅台酒满满地鼓出酒杯口缘之上，走到少奇面前祝酒。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马上给首长斟上了“特制”的“茅台”酒，刘少奇刚要伸手举杯，苏联“老大哥”敏捷地将自己的酒杯送到了少奇的手里，同时，客人迅速地将那杯“特制”的“茅台”酒从少奇的手中拿了过来，一饮而尽。这是苏联的礼节，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浓厚友情。当苏联“老大哥”把酒喝到口中后，就哇哩、哇啦地讲了几句，当时没有翻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从他的表情看，稍微地皱了皱眉头，把头侧着抬了一下，嘴吧动了两下，舌尖舔了舔两边的口角，双手向左右一摊，大概是觉得这“茅台”怎么是这样的淡而无味呀!真不理解刘少奇会喝这样无味的酒……

　　我们很担心，怕“秘密武器”被识破了，赶快给苏联“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同时像变戏法一样地将少奇手中的那杯茅台酒用“特制”的“茅台”换了下来，两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苏联“老大哥”品了一下口中的茅台酒的余味，没有再哇哩哇啦地说了。他仍然频频地畅饮如故，没有影响客人吃酒的劲头，我们这才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我们想，这大概是他多年的外交活动的锻炼吧。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酒后，立即转过头来，用严厉而疑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的“招待员”刺射过来。周总理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从来一丝不苟，他对下级的要求，也是要像他那样精明、强干、准确、敏捷;尤其是在这样重大的外交场合，更来不得半点马虎。他常说，外交无小事。从他射向我的眼神看，是在批评我们这些“临时招待员”为什么这样不称职，竟如此粗心大意，怎么把水当成酒了，如果这种错误发生在国宾身上，使客人喝下去的是水而不是酒，那将是多么无礼。接着周总理责备的目光收了回去，用带着歉意的目光看了看客人，他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也就把我们放过去了，看来错事并没有发生在客人身上。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措施，引起了这点误会。他的秘书何谦走到总理身旁，耳语了几句，大概向周总理解释了我们措施，周总理又回过头来，用温和的眼光看了我一下，算是谅解了，国宴仍在欢畅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大概精神太专注集中了，我距离朱总司令太远，没有看到他们的反应，任弼时因病没有到场。

　　这样，国宴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