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朝上的大事小情 看他们如何工作

　　宋太祖朝上的大事小情 看他们如何工作

　　当宋太祖的时代，很多割据的军阀都认为天命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显然只是天命的第一重含义。只有宋太祖“领悟”和“体贴”出了天命的第二重含义。

 

　　负土成坟

 

　　就在太祖收复湖南、湖北的同时，占据两广的南汉国，乘此乱局，想要大捞一把，派兵进入湖南南部，攻城略地，抢劫财物。当时李处耘和慕容延钊还在湖南北部清扫周氏残余，一时腾不出手来。太祖就委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潘美前往湖南，担任潭州防御使，负责湖南南部防御军务。潘美一到，便将南汉入侵军队打回了老窝，夺回了被南汉侵占的江华等县。

 

　　因为湖南地区一直处在战乱之中，生产荒废，民生艰难。太祖下令免征湖南地区一年茶税，其他税收一并减轻。太祖同时诏令：取消当年湖南潭州给朝廷和皇室已成惯例的土特产品供奉。

 

　　湖北江陵府也是一样，从本年开始，税额减到过去荆南国时的一半。湖南、湖北士兵，愿意回乡种田的，听任自便。地方政府负责帮助这些“复员转业军人”修缮房屋，提供必要农业生产用具。

 

　　太祖同时颁布命令：湖南、湖北地区，从今而后，使用统一度量衡标准，以免地方官吏利用不同标准克扣百姓钱粮。

 

　　在一个薄雾刚散的早朝上，太祖收到了一份老驸马张永德(周太祖郭威女婿)的奏章。奏章请求废除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湖北邓州)旧时鄙陋的休妻习俗。

 

　　晚唐、五代时期，河南唐河和湖北邓州一带有个很不好的习俗，家中若是有人生病，尤其是已嫁女子，婆家人不仅不予求医治疗，还可以乘机将女子休遣回娘家，然后自己重新再娶。在张永德四岁的时候，张永德的母亲马氏，就因生病被休回了娘家。父亲又另娶了一位刘氏夫人。

 

　　要说人家张永德，那可真是个好人。父亲过世后，把生母又接回身边。修建两堂，分别给生母和继母居住，每天东西两院问安。因为自己母亲的不幸遭遇，想到天下母亲的艰难，于是上奏朝廷，请求以行政手段，坚决禁绝此种恶习。太祖感叹，挥手朱批：“准奏!”还在下面用力打了两道红杠杠。

 

　　批完张永德的奏章，太祖顺手又拿起下一份，是山东莱州掖县来的，要求更改县里的一个乡下村庄名字。这个乡原本叫做崇善乡，村庄的名字叫辑俗里。现在要改成义感乡、和顺里。理由是本村出了一个叫徐承珪的小官，从小没了父亲，全靠老娘把兄弟们拉扯长大成人。徐承珪做官外任，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一年前，老娘过世，徐承珪又把母亲的灵柩运回乡里与父亲合葬，既没有使用公车，也没有动用公人。为了表达孝心，兄弟几个各自用身体背土，在家乡的村落旁边筑起了一座高大的坟丘。史书上叫做“负土成坟”。大约是几位兄弟的真诚孝心感动了上天，他家的庭院里出现了“瓜和蒂”“木连理”的奇特植物景观。莱州府觉得应当表彰提倡，于是就上了这样一份奏章。

 

　　太祖看得眼睛有些湿润，提起笔来写下“立即施行”四个大字。太祖被感动得忘了这是自己“准奏”或者“准”之后，中书门下省向下传达圣旨的公文字头。

 

　　太祖有感人间逆子忘记父母养育之恩，还下了一道特别的命令：全国各州郡长官，如发现民家父母生病，子女不为之寻医问药的，严惩不贷。

 

　　梁周翰的奏章

 

　　太祖稍得闲，偕同相关要臣一起，视察京城修建的“武成王庙”。

 

　　“武成王庙”的庙主，是佐助周武王定天下的太公望。原本姓吕氏，称吕望，也叫姜尚，据说其人字子牙，所以民间都叫姜子牙，或叫姜太公。因为佐助周朝文、武两王定国安邦的功绩，一直被后世崇尚。唐宋以前的各个朝代，都在京城为姜太公建造神庙，供奉这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唐肃宗李亨考虑安史之乱以后，国家需要杰出的武将和谋士来重新振兴，就追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唐肃宗还在京城里建造武成王庙，以汉代韩信、张良和战国时期秦将白起等历史上的七十二位武将和谋士，列在两旁配享。宋代开国之初，太祖一样需要安邦定国的人才，于是就委派朝臣在京城建造了这座武成王庙。朝臣奉旨行事，照搬唐肃宗时的情形，未做任何改变。

 

　　太祖走到白起的塑像旁边，举起手中的玉杖，指着白起的塑像，冷冷地说了一句：“白起杀降，不武之甚!”“这种人，是没有资格站在大宋朝的神庙里配享祭祀的。”太祖命人将白起的塑像撤出武成王庙，随后又将其他武将重新升降，诏令将齐相管仲的塑像树于庙里的堂中，添加魏西河太守吴起的塑像，放在庑下。经过太祖的调动，加之后世的修改，后来的“武成王庙”里，就只有六十四位配享者了。您可能要问：太祖一天日理万机，管这点儿小事干什么?

 

　　这种事情说小，其实也不小。历史中曾经的各色人物，在“本朝”受尊重还是遭唾弃，实际上表明的是当下政权的价值取向。而任何一个政权的取向，不仅表现了当下政权的性质和品格，也预示了这个“值日”政权的前景和未来。

 

　　太祖的这个举动，引起个别朝臣的非议。秘书郎兼史馆编修梁周翰上奏称：“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骛，古今同流，校其末年，鲜克具美。”他说：从有天地以来，地球上面就慢慢有了圣贤，但是到了后来，很少能有没有毛病的纯粹完美之人。梁周翰还说：像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都曾经遭人非议，后世对他们也有不同看法。何况武将?他又接着说：“比如说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哪个身上没有毛病?如果非要因为他们身上的一点毛病，就倍加指责，谁人背后不被别人说三道四?如果有点毛病，就从庙里撤出，那恐怕非撤光了不可?”他又说：“伏见陛下方励军戎，缔创武祠，盖所以劝激武将，资假阴助。”除去白起等人，会使两廊空无，“似非允当，臣且惑焉。”“今之可以议古，恐来者亦能非今。”这话的意思是：刚建武成王庙，就急切地把白起等人去掉，弄得两廊空空，好像有些不妥。这种做法，使“微臣”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假使我们今天可以随意评判古人，那么恐怕将来的人们也会说我们的不是。

 

　　梁周翰在奏章的最后说：“愿纳臣微忠，特追明敕。……”希望太祖接受他忠诚的建议，赶紧收回废除白起等配享武成王庙的圣明的敕令。既是圣明的敕令，干嘛还要追回?其实您不要太在意这个小问题，这是臣子们跟皇帝讲话的技巧，总不能说“请赶紧收回你错误的命令”吧?

 

　　梁周翰写了一大篇漂亮的骈体长文，自以为得意，太祖却未予理睬。他根本就不了解太祖的真实用意，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太祖废除秦将白起配享姜太公庙的资格，撤了死人的官爵，不是在白起身上吹毛求疵。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把已经投降的赵国兵将四十万人，全部活埋。手段之残忍，用心之毒辣，几乎毫无人性可言，创下了没有吉尼斯纪录时代的世界残杀之最。

 

　　太祖撤的是白起，张扬的是仁爱的政治理念。而正当大宋朝行进在统一祖国途程中的关键时刻，军事行动一定不会很少。太祖爷这样的做法，对于大宋朝的全体官兵来说，不啻为一个提前警告：“杀人的不要，仁爱地统一!”人性中原本都有极其残忍的一面，杀人的戒律一开，嗜杀就会成为习性，天下的生灵，都会成为案板上的鱼肉。太祖撤掉白起的配享资格，就等于宣布了一条戒律：本朝(本届统治者)非但不提倡杀人，而且以杀戮为罪孽!

 

　　太祖视察武成王庙，撤掉白起配享资格的小小举动，实在有着超乎寻常的人道主义意义。梁周翰以为这是在古人身上挑刺，其实是不了解太祖仁德的用心。但是梁周翰的奏章却有另外的意义，满朝没有不同的声音，那就不是一个像样的朝廷。

 

　　人命关天

 

　　太祖正在视察武成王庙，江州奏报：防御使马全义过世了。太祖很喜爱这位将领，既能打仗，又善于体贴兵将辛苦。马全义生病期间，太祖不断派人问候，希望他好生养病，病愈之后，准备授予他江州节度使。不想马全义终于不治，太祖伤心落泪，追赠马全义为镇国军节度使。

 

　　马全义的事情刚了，陕西又有奏报送上：凤翔节度使王景病故。太祖派礼官前往致祭，同时委命枢密学士高防出任凤翔府知府，顺势将文官担任州郡长官的措施，进一步向全国各地推展。高防是个很优秀的官吏，在不同州县为官，都给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太祖本想让他把陕西的地方风气改变一下，可惜高防刚刚上任又病死了，太祖伤心，下诏抚慰家属。

 

　　湖南来报：战乱之后，常德等地闹起了瘟疫。太祖下令免费发放药物，务必送到千家万户，不能遗漏。地方官吏立刻行动起来，四处分发药物，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湖南虽然没有发错药物，太祖家里却因用错药物出了人命。

 

　　太祖皇后王氏生病，医官王守愚用药不慎，皇后病情急剧恶化，没撑持几天就一命归西了，年仅二十二岁。王皇后是太祖于后周祖显德五年(958)所娶，当时十六岁。依本书作者推测，评书《杨家将》里面的那位八贤王赵德芳，大约就是王皇后所生，不过没有绝对可信的文献说明。《宋史·后妃传》只说王皇后生有三个子女，都早夭了。朝臣们闻听此事，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要求杀掉王守愚!

 

　　这种事情无论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哪个王朝，或者哪个时代，只要还是家天下政治，王守愚就是上天入地折腾八个来回，求菩萨告阎王，都不会发生任何效用。一句话，“死有余辜”!太祖既难受，又气恼，但考虑王守愚只是失误，并不是故意谋杀，同时也不是一贯玩忽职守，这次只是一时疏忽……诏旨：免死，流放海南岛。

 

　　在传统的社会里，没有比这样的医疗事故更严重的了!王守愚早已不怀生的企望，每天只是一个心思：等死。忽然听说免死流放，几乎傻了。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用力扒拉了好几下，确信听到的是免死的消息。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快走吧，郎中，以后给人家瞧病，尽心点儿，好生留神!王守愚仿佛听到太祖在身后的声音，就一路高呼吾皇万岁，一路泪流满面地向海南岛赶去。

 

　　家里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外面又出事了：

 

　　山东登州府上奏：高丽国王遣使前来上贡，乘船从海道前来，赶上大风浪，船翻了，船上近一百人全部淹死，只剩下一个使臣叫时赞。太祖赶紧下诏抚慰，指示登州府，负责死难者安葬和善后事情处理，同时派遣使臣，给高丽国国王送去慰问诏书。这位高丽国的国王，名叫王昭，给太祖送去了价值两亿元的礼品，连同一百位送礼兵民，全都海祭给龙王爷了。不过这次可不像不久前韩国的翻船事故，不是船长玩忽职守，而是台风的猖狂肆虐。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海上航行的危险性随时存在。

 

　　海上死人的事情还没处理完，陆上又死人了。安陵隧道塌陷，二百多施工人员和守护兵丁，都被压死在隧洞里。

 

　　太祖的父亲赵弘殷，当年与太祖一道，跟随周世宗攻打南唐国，归来路上生病过世，葬在汴京东南数十里外。后来太祖称帝，追封老爹为宣祖，将当年葬地建造成安陵。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太祖听信堪舆先生的话语，准备改葬到西京洛阳下辖的巩县西南四十里处的邓封乡南訾村，由礼官先去卜地。之后，任命宰相范质负责督办，开始全面施工。皇家讲究，风水先生说，棺木转移要先走一段地下通道，不能直接在露天地上挪移棺材。移陵之前，先挖了一条修长的隧道，山体滑坡，隧道坍塌了

 

　　……

 

　　嘿!这到底是什么兆头，是好是坏?太祖已经无心先想这些，赶紧打发人前去处理事情，抢救生者，埋葬死者，优抚死难者家属。

 

　　改换年号

 

　　太祖要改年号了，要求不能跟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重复。这还不容易，起个怪怪的，像今天的家长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那可不成。不能求怪，不能求繁，还得求“硬”，还得求精。

 

　　太祖还没请，赵普自己就先来献策了：“叫乾德。”这位曾经的村学究，现在是枢密使——大宋朝的国防委员会主席。

 

　　乾德是什么意思，就是乾龙之德，就是《周易·乾卦》中的龙德。赵普说：咱们这几年蒸蒸日上，皇上把天下治理得顺畅和谐，大宋朝正如中天的太阳，光照寰宇，正好与《乾卦》的九五爻“飞龙在天”的意思相合。

 

　　太祖问赵普：“有没有别的什么朝代或者皇帝叫过这样的年号?”赵普不容置疑地回答说：“绝对没有”，“他们也不配叫这个年号!”赵普接着说。太祖听了很高兴：“好，就叫这个年号。”

 

　　公元963年12月4日，按照中国的农历纪年，是宋太祖建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甲子。这一天，大宋朝国都汴京城的南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太祖皇帝昂然庄重缓步拾阶，走上高大的祭坛。

 

　　祭拜天地之后，宰相范质宣布改元乾德，同时宣布诏令：大赦天下。因犯重罪而被处斩的，还有未及处斩自己死在死囚牢里的重犯，允许家属运回家乡埋葬。这些罪犯从前所侵吞的、当时仍在追缴的公物，一律免除，不再由家属承担。同时将建隆开国以来为国事而死难者的嫡长子孙，录一人公干。就是给这些“烈士”们的遗属安排工作的意思。

 

　　公元963年这一年，既是宋太祖的建隆四年，又是宋太祖的乾德元年。您要是看到史书或者书写历史的书籍，把这一年叫做建隆四年，或者叫做乾德元年，那都没错。但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十一月十六日之前叫建隆四年，之后才改叫乾德元年。建隆四年十个半月，乾德元年只有一个半月。不过为了纪年方便，很多史书多半将这一年叫做“乾德元年”，咱们大宋朝杰出的历史学家李焘，在写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就选取了这样的纪年方式。

 

　　陶谷诬人

 

　　李昉被太祖从湖南衡阳召回，回朝担任给事中。翰林学士陶谷，从前与李昉有过节，总想伺机报复。刚好今年李昉跟吏部尚书张昭一道，负责本年官员考核任免。陶谷想从李昉身上直接找瑕疵，以便加以陷害。但是一时间没找到，就想从李昉的身边人下手。听说左谏议大夫崔颂，跟李昉关系密切。于是就上言诬陷，称崔颂把自己的亲戚托付给李昉，让李昉帮忙搞个东畿令干干。东畿令是个什么官?大约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区长之类的官职。当然，北京市有很多区，而大宋朝的都城，只有东西南北畿，而且没有区委书记一职。

 

　　诬告了别人，又怕皇上不信，就把张昭扯上，说是张昭最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陶谷大约是想着：一旦皇上发问，张昭不敢说自己不知道，如果他说不知道，也得跟着一起吃瓜落。这就等于把张昭也给告了，因为如果张昭真是知情不举，就等于欺君!这可不是个小罪名。张昭毫不知情，街坊间有关这件事的传言，很可能也是陶谷派人故意散布的。

 

　　太祖把张昭找去询问，张昭顿时火冒三丈，忘记了在皇帝面前的礼数，把帽子摘下来，大声对太祖说：“陶谷罔上!”什么意思，说陶谷撒谎，欺骗皇上。太祖很生气，又找其他可能的相关人员询问，都说不知道。半月以后，宰相府上奏称：陶谷引张昭为证，张昭拒绝承认。说张昭在朝堂之上，肆意喧闹，惊扰了圣躬，有失大臣之礼。“事涉李昉、崔颂等，宜行责遣，以儆效尤。”有诏：李昉，责授彰武行军司马;崔颂，责授保大行军司马。

 

　　张昭见陶谷得逞，心里咽不下这口恶气。同时责罚了李昉和崔颂，就等于陶谷说的是事实。而自己当着皇帝的面奏称“陶谷罔上”，自然也应当受到责罚。皇上虽然没有直接责罚自己，可是自己又有什么颜面这样低三下四地干下去?于是就连续三次上章，请求退休。太祖准奏，张昭就这样，以吏部尚书(《宋史》本传称“以本官致仕”，就是在原来的官位上退休的意思)身份退休了。

 

　　朝臣在皇帝面前甩掉帽子、大声喧嚷，虽然“查无实据”，但肯定“事出有因”。为了维护朝廷尊严，必须对“违礼”大臣进行责罚，要不然朝廷就没了规矩、没了尊严。陶谷呢?诬陷完别人，自己就没事了吗?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诬陷他人事实，留任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这次虽然没有明确被责罚，但太祖在心理上一直看不起陶谷。

 

　　当年陈桥兵变，太祖回师东京，禅位仪式上缺少禅位诏书，陶谷顺手从长袖中取出说：“已经写好了。”

 

　　陶谷当年的那份禅位诏书，根本没人指使，而是听到传言，说是太祖兵变了，赶紧回去撰写，因为手快，禅位之前就写好带在身上了。他的做法，显然已经表明，其人是个行险侥幸的功利之徒。

 

　　不过陶谷还是不了解宋太祖，太祖爷不喜欢阿谀权势、攀附新贵，出卖旧主，同时也出卖自己尊严的人。从那天他拿出那份诏书开始，太祖就不愿再正眼看他。太没有操守，也太会见风使舵了。真让人瞧不起了，太祖心里早就对他蔑视透顶了。但是陶谷确实博学多才，国家刚刚建立，缺少这种人是不行的。不懂行的上来，一定会乱搞一阵。这是治理国家，不是任气使性子。所以，太祖也只能忍耐着，依旧使用这个人。

 

　　张昭，原名张昭远，五代老吏。从后唐开始为官，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充任朝廷要职。后汉时为了躲避刘知远的名讳，把远字去掉不叫了，只称张昭。宋初一直担任吏部尚书，官职和权力都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官员任免、升黜、考核、督查之类。张昭为官，尽职尽责，撤出白起配享武成王庙的资格，以及其他武将、谋臣的升黜，都是太祖委命张昭召集大臣们讨论商量之后，才最后决定下来的。

 

　　张昭还将晚唐、五代以来的选官制度、考核制度等整理分类，为大宋朝的官员选拔、官员政绩考核评估、官员升等黜降、奖励责罚等规矩的确立，提供了有效的参照。为宋朝官制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那就这么让张昭退休就完事了?那不是宋太祖的风格，太祖是古今帝王中绝少有的讲情谊的人。太祖让张昭退休，一方面也是张昭年纪大了，当时张昭已经七十一岁。太祖封张昭为“陈国公”，张昭七十九岁过世。过世前，太祖有重要事宜，还派遣身边近臣亲自到张昭家里询问。张昭跟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官员退休之后，都成了大宋朝的“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张昭临终前告诫两个儿子：“我在好几个朝廷中都做过官，我死以后，不要向朝廷为我请谥，这样会加重我的罪孽。”

 

　　“请谥”是什么?就是跟皇帝要一个“谥号”。世称范仲淹为“范文正公”、胡安国为“胡文定公”、朱熹为“朱文公”、周敦颐为“周元公”之类，这里面的“文正”“文定”“文”“元”字样，都是谥号。谥号是用来表彰大臣们的内在人品和行为风格的，谥号都是大臣们过世以后，由子女或者朝廷中的其他大臣提议，礼部审核、讨论之后，交给皇帝审批。得到皇帝认可之后，再由朝廷下发“红头文件”确认，请谥的过程就完成了。

 

　　张昭不让儿子为自己请谥，说是自己在好几个朝廷中任过职，伺候过不同的主子，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张昭离任退休才几个月，老宰相范质又过世了。范质生病期间，太祖不断亲自探望，甚至亲自调药。范质临终之前，也说了后来张昭过世前类似的话语，告诫儿子范旻，不要为自己请谥，不要立墓碑之类。说自己在几个朝廷中都任过职，这件事张扬出去并不光彩。

 

　　五代时期的宰辅们，多半都毫不吝惜地收受地方节度使的供奉，家资巨富。范质从周世宗时开始任宰相，入宋以后还一直担任宰相，家无余产，家庭用具简单，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很俭朴。据称五代以来，宰相不贪，宰相家庭不富，是从范质开始的。

 

　　后来在一次朝臣聚会的时候，太祖想起范质，还感慨地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置资产，真宰相也!”说他家里家外，没有多余的资产，什么多少亩田宅，多少间房，跟人家范质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是个好宰相啊!

 

　　太祖闻听范质噩讯，痛惜不已，赠范质中书令，赐绢五百匹，粟、麦各一千石。

 

　　孟老夫子说过：“耻之于人大矣。”人生是否有节操，很多时候都得从是否有羞耻心上看。在风气醇厚的社会里，大家都害羞怕耻;而在风气混沌不堪的氛围中，人们的羞耻之心也就荡然无存了。五代时期社会风气的混沌不堪，通过五代时期文武官员和社会大众的无耻心态和无耻言行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而从大宋朝建立以来，那些在五代的大染缸里，浸泡得比泡菜还彻底的官员，开始讲究廉耻，开始顾及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了。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伟大变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太祖的做法和取向是最重要的导引风向标。太祖怀仁爱，行正道;孝亲敬长，善待友朋;不提倡贪功冒进，不喜欢阿谀逢迎;不急切于事功成就，不怠惰于日常事务;慎思明辨，沉稳持重;开朗直率，诚信待人;不吝赐人而自奉俭约。太祖的做法，首先感染了周围的大臣，进而又通过身边的大臣，影响到周围更广大的人群。大宋朝开国不久，社会的风气，就已经悄然不觉地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风俗的改变，首先靠的是在上位者的表率。太祖虽然原本读书不多，但是他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务实肯干而不急功近利，在大宋朝刚刚建立之初，就为身边的大臣们做出了楷模性的示范，并通过身边大臣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普通大众之中去了。正像南宋时期的大儒胡五峰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想彻底改变世间的不良风俗，首先得彻底改变君主的心术。

 

　　从宋太祖的执政风格和宋初社会风气的骤然好转，我们可以深深地相信，胡五峰先生的话真正是改造社会风俗的金玉良言。因为范质和张昭们对大宋朝的贡献，他们过世以后，家庭和儿孙们都受到了太祖相应的关照。大宋朝的新生政权刚刚有点规模和样子，朝廷里却闹翻了天，国内外什么事情也都出来了。太祖心里想着：“这当皇帝，确实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