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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尚武精神是如何被消磨殆尽的

2016-11-29 阅读次数:

中国古代的尚武精神是如何被消磨殆尽的

  中国古代的尚武精神是如何被消磨殆尽的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

 

  迷蒙的雨雾当中,嘉陵江、涪江和渠江都只剩了影影绰绰的一个影子。山风浩荡,在穿过树梢时仿佛还带着哨音。

 

  2010年10月24日,北方来的寒潮侵袭重庆,重庆北部合川(古称合州)城畔的钓鱼山被笼罩在浓重的乌云之中。尽管是周日,游人依然很少。一块写着擅入工地罚款50元的告示牌,立在已经被彻底拆除、且无丝毫防护措施的护国寺工地上。“被拆迁”的浪潮也没能放过那些石雕的菩萨们,这些来自仙界的“动迁户”被凌乱地搁置在废墟中,苦候着新居的建成。只有古老的城墙垛口上,大条石满是苔藓,记录着岁月的峥嵘。

 

  一切都十分的静谧,丝毫看不出750年前的烽火狼烟。在那同样阴冷的冬日里,4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 山航海行”(明代杨慎凭吊钓鱼城诗句)。

 

  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保卫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

 

  “独钓中原”的匾额,在宣示着这座城堡骄傲历史的同时,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中国的悲哀。

 

  750年前那一闪而逝的亮剑阳刚,俨然成为绝唱。620年后(1884年),一位日本人告诫他的同胞,不要被庞大的中国吓住,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又‘睡觉’矣”。这位日本人名叫伊藤博文,他提醒说,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只需要韬光养晦,抓紧把自己的建设搞上去,中国自然会等着被日本迎头赶上,并引颈待戮。十年后(1894年,甲午年),他的预言实现了。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从高山之巅的钓鱼城,到大洋深处的钓鱼岛,中国人钓出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上帝折鞭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兄弟)。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1251年),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这座小小的钓鱼城已经5个月了,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 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两年前(1257年),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湖北);大将兀良哈台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兵分四路,第四路负责攻击襄阳。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 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 望楼。此时,看到翎顶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 望楼彻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1259年8月17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 “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蒙哥之弟),也率领大军东归。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 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而一直供奉在钓鱼城忠烈祠中的王立牌位,则在后世不断地引起激烈的争论。

 

  “ 山之后无中国”

 

  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 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北京)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同样面对着蒙哥铁骑的威胁。

 

  在钓鱼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军3万、战船近千艘,东渡大海,攻击日本。元军在博多湾登陆,进展顺利,但遭遇台风,死亡人数高达13500多人,被迫撤军。此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钓鱼城投降2年后(1281年),忽必烈再度讨伐日本,东路军4万人、战船900艘,从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江南军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宁波)渡海攻击。军队甚至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永久占领日本。大军在日本节节获胜,会师后却再度遭遇强台风袭击,“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数高达5万~6万人,余部被日军击垮,逃回人数只有不到3万人。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蒙元大军两次征日,都败于台风,日本因此将此台风奉为“神风”,这也是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名称的来源。吊诡的是,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后,日本人将其中的“南人”(元代种族歧视政策下最下等的民众,指原南宋政权下的百姓)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他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清代思想家徐继畲在其那篇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 (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雪珥专栏《华盛顿的定情信物》)其实,日本人并非“轻中国”,而是“轻”占领了中国的“鞑虏”及被占领的汉人。

 

  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鞑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中国武士道”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

 

  中国的文弱,普遍认为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德川幕府《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虽然很早就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日本的精英们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精英们,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精英群体已然具有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当梁启超呼吁“中国武士道”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飞、洪秀全,标准是种族革命;而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在一个尚武年代到来之时,中国却又悲剧性地陷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难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剧目持续上演,经久不衰。

 

  尽管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他人都在使用更为有效的拖网甚至炸鱼的方式,国人却依然喜爱“钓鱼”的闲适感觉。而钓鱼城上那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阳刚,似乎被滔滔的嘉陵江冲走了。

 

  “独钓中原”,固然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勇气,可也是一种十分可耻的孤独。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指望一竿独撑,不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

 

  1925年3月,一位26岁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纽约写下了7首诗歌,组成《七子之歌》,他的名字叫闻一多。其中的“台湾”篇提到“琉球是我的群弟”,而这群“弟弟”中,最小的那位正好也名叫“钓鱼”: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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