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18 阅读次数:
核心提示:毛泽东谈及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时为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毛的这番话固有东道主的礼数成分,也还是基于史实。傅斯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报以“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 资料图
1945年7月初,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重庆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组团访问延安。关于这次延安之行,人们熟知的是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民主政治的“窑洞对”,却鲜知傅斯年与毛泽东关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对话录”。事情的起因是毛泽东谈及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时为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毛的这番话固有东道主的礼数成分,也还是基于史实。傅斯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报以“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也是出于礼数,傅斯年向毛泽东求字。7月5日,毛泽东致信傅斯年:“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毛书写的条幅全文是: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唐人咏史一首”即为章碣的《焚书坑》,“坑灰未烬”一般的版本为“坑灰未冷”。将信和条幅对照来读颇有意味。既然“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何以“述唐人诗以广之”?针对傅斯年的“过谦”,毛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况,从特定的语境看,似乎以“不读书”的“过谦”来回报这位学富五车的史学家。从毛泽东自身的学养和后来对教授、学者的态度来看,这类“不读书”的自况却并非单纯的自谦。1936年,毛在延安的窑洞中与美国记者斯诺彻夜长谈,其中回忆到1918年下半年自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经历:
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这番回忆似有可议之处。傅斯年、罗家伦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那时毛泽东已离开北京南返。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自然早在1918年之前就开始了,但那时的“头面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也包括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包括时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罗家伦。毛泽东在1936年的回忆中独独提及此二人,似是时间的错位。推究起来,这种错位似由傅、罗拥护蒋介石所致,更重要的是毛的这些回忆所流溢着的抱怨与嘲讽。有学者曾分析,这番遭遇在好胜、自尊、敏感的青年毛泽东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傅斯年印象似乎不佳,如果不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其心性,未必有与傅深谈的兴致。但时隔27年,毛泽东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七大当选为主席,“毛泽东思想”已载入刚刚通过的新的党章,这位众望所归的中共领袖正踌躇满志地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运筹帷幄。而“统一战线”正是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总结的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故毛泽东对来访的国民参政员不仅礼数有加,而且寄予希望。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毛泽东,“遵嘱写了数字”不仅是谦谦君子的礼数,“述唐人诗以广之”更是巧妙地表达了这位政治家引领潮流的信念所在——正是“不读书”的“刘项”才成就了推翻暴秦的大业。章碣的本意在嘲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愚蠢,毛的用意则在推崇“不读书”的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在深谙国情的毛泽东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从1927年秋收起义,走井冈山道路,经过18年的艰难曲折,毛泽东已成为拥有近一亿人口(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民)的解放区的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况,看似自谦,实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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