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是谁直接激怒张学良诱发西安事变

　　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是夜，张断然决定：“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

　　对于黎天才成为张学良亲信后的活动，分歧很大，尤其对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说法不一甚至相当矛盾。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有两个“黎天才”——这是因其特殊身份和当事人回忆时已有倾向性判断所致。以下笔者仅根据历史事实对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作一描述。

　　东北沦陷，黎天才即在北平活动，并为国民党北平军委分会搜集日军情报。张学良旅欧返国后，黎将张外出期间东北军内部情况、南京蒋介石和北平何应钦的情况等向张汇报，张视之为亲信，委以机要组上校组长之职，主持情报工作(并直接负责搜集时事和中共情报)。黎遂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留苏同学、前中共人士等，而整个东北军中，这类“前共产党人”有20余人。(罗章龙回忆)后来张学良的北上和成立西北“剿总”，也是听从了黎的建议：西北是中华远祖的发祥地、华夏文明的摇篮，也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那里接近中共和苏联，可与之建立联系，作为抗日的后方基地。

　　当时张学良还授予黎天才“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副处长的要职。此外，张为了调和与杨虎城的关系，派黎天才和张潜华负责与西北军联络，以沟通友好。但也有人说，此时的黎已成为戴笠手上的工具，当张与中共发生联系、进出洛川和延安时，黎向南京有报告，并认为张的行动“决不是什么视察军事，而是在进行着一种重要的政治策动”，后来他还以为：“在抗日策略问题上，中共主张反蒋抗日，而张却主张拥蒋抗日。故张拥蒋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还派人在苗剑秋等处寻找线索，“其目的并不是对张负责，而是向戴笠提供政治情报而已”。(原张学良秘书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又据张潜华回忆：黎对张学良有影响作用，他“善于利用情报巧妙地操纵张的思想感情，影响张的政治动向”，不过，“因黎是一个叛徒，曾欠下人民的血债，故对张的联共，非常恐慌，当然不会是积极的支持者了”。同时，中共活动在东北军中的人员如刘鼎(前中共特科工作人员)等也向中央报告了黎等人的活动情况，据此中央做出“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称东北军的政训处是“蒋介石的爪牙”，要“集中火力——使政训处完全陷入孤立”，且“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训处内部的工作”。与之矛盾的材料，则有原杨虎城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中共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对张、杨开展工作，即由周恩来专门负责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专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同时周副主席还以黎天才密做张学良的工作，南汉宸做杨虎城的工作”。(《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这一说法应该是无误的。此前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可能是张在谈话中言及部队中有一些“前中共”人员，周高度警惕，随即向陕北的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发电说张学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1936年4月11日)。这即指黎天才、吴雨铭等，此后周恩来是否又对之进行了工作或委以任务，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黎等人的特殊身份，后来人们对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也是许多回忆和史料分歧很大的一个原因。

　　黎天才后因张学良身边“少壮派”的排斥，愤而返回老家。张学良函电交驰，催促其返回，黎遂复归。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在张学良身边从旁参谋，除有所建议外，还与高崇民秘密保持联络、派遣李金洲赴太原与阎锡山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