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始末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乘火车撤离南京。

　　二野大军徒步向湘西。

　　南京总统府。

　　敲响南京政府丧钟

　　1949年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这使得国民党当局京师震动，人心惶惶。1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迁往广州;26日，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政府“迁地办公”。明故宫机场的飞机，不停地为各国使馆和政府各部门的搬迁穿梭飞行。2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南京迁穗;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开始在广州办公。接着，南京政府各院、部、会、处的负责人，都纷纷抵达广州。

　　在国民党军江防空虚、军无斗志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4月20日晚开始的渡江作战行动，更给南京政府的统治敲响了丧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22日下午，匆忙宣布全线撤退。这时，滞留在南京城内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官员，乱作一团。下关车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火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列车的运行已经无人负责。当天下午，由南京开往上海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到镇江，即被人民解放军截住，南京和上海间的铁路交通遂被切断。平日最繁华的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店已全部关门，行人稀少，只有稀稀拉拉的军队，匆匆过市，撤离南京。

　　24日凌晨2时许，人民解放军一O四师的先头部队，最先由江边进占总统府，将一面胜利的红旗升上总统府门楼。迎风招展的红旗，象征着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仓皇撤离广州

　　南京解放后，南撤的国民党各政府机构，遂以广州作为临时办公地点。

　　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3日上午直飞桂林。他在桂林一住10天，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使在广州等待他的政府诸要员颇为焦急，于是公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和白崇禧等要员于5月2日飞赴桂林，敦请其去穗主持政府，但李未走。

　　李宗仁对居正等表示，不谈好条件决不赴往。李提出的条件包括：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不得在幕后指挥;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不得从幕后干预;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蒋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运回;并再次建议蒋必须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等。对于李宗仁提出的条件，蒋介石除坚决拒绝“出国”外，不得已表示：既然“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5月7日，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又自广州来桂林劝说。次日，李宗仁才从桂林飞抵广州视事。

　　61年前的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覆亡和新中国诞生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一手操控的国民党政权，经历了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再至台北的四次迁移。人民革命的暴风骤雨，使蒋介石尝尽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苦涩滋味。

　　1949

　　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纪实

　　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正沿京沪(沪宁)铁路、京杭(宁杭)国道突进，旋克上海。第三野战军向浙闽疾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挥戈华中，白崇禧被迫撤离武汉，退回湖南。5月30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满自己和李宗仁一样处于无权地位，愤而辞职。何从上台到下台，其间不到80天。何应钦去职后，李宗仁本想抬出国民党元老居正为行政院长，希望借此对蒋介石的幕后操纵略作抗衡。但蒋授意CC派的立法委员，不支持居正出任，结果在立法院投票表决时，仅以一票之差，居正的任命未获通过。李宗仁不得已，只好改提蒋介石同意的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新中国的诞生，对南迁广州的国民党政权，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在向华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则更加意气风发，气势如虹。人民解放军从江西直捣广东韶关，广州危急，国民党当局决定再迁政府所在地至重庆。半年前，当南京政府宣布南迁时，尚有不少国家驻华使馆随同迁往广州，现在竟无一使馆同意再迁渝地。在从广州撤退时，国民党军炸毁了南郊的珠江大桥。10月13日，李宗仁离开一片混乱的广州，飞桂林，旋至重庆。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国民党史书认为，“广州之陷落，不论在战略上或政治上，都是对政府之一重大打击。此意味着，共党势力已由中国最北端之海岸伸展到最南端之海岸”。

　　匆匆迁出重庆

　　国民党政权由穗迁渝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处境十分尴尬，11月初，借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虽然国民党当局要其速回，但李宗仁置之不理。不久，李以治病就医为名飞往香港。蒋介石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劝其返渝，李坚拒不回。12月初，李宗仁带着满腔失望情绪离开中国，去美国医治胃出血。

　　在李宗仁离开重庆的这段时间，西南战局一败涂地，宋希濂兵团不堪一击，川东尽失。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分别由陕甘、鄂西、湘西，形成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大包围态势。

　　11月23日，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与人民解放军激战于冷水场、水江石地区。蒋介石为之打气，电罗广文：“望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不料罗广文部都节节败退，于25日失南川，28日又失惠民场、綦江，整个兵团几被全歼，仅罗广文只身逃至重庆。29日，人民解放军已击破胡宗南部第一军的抵抗，迅速攻抵南温泉、渔润溪等市郊地区。蒋介石只好夜宿“中美号”专机，次晨飞往成都。30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重庆，西南地区最大的都市遂告解放。

　　在国民党政权据守山城重庆，作最后抵抗的危局中，他们预料重庆即将失陷，于是开始了溃退前的大破坏和大屠杀。9月2日，国民党特务在山城市中心陕石街纵火，大火整整延续了12个小时，焚毁了30多条大街小巷，16个大小仓库堆栈，20多家银行钱庄，死伤人数多达2万余人。从9月6日开始，直到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分几批秘密处决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爱国人士331人。发动西安事变迫蒋介石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和黄显声，以及杨将军的幼子、幼女，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中共地下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民革重庆负责人周均时等等，都殉难于这次血腥的屠杀中。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隆隆炮声中，“行政院长”阎锡山于11月28日由重庆飞成都;重庆各“政府”机关亦紧急疏散。11月29日，“行政院”正式迁至成都办公。

　　紧急由蓉迁台

　　蒋介石到成都后，几次找胡宗南商量作战方案，孤注一掷要胡宗南死守成都，以与台湾相呼应;任参谋总长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作西南军政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长官职权，并在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以胡部第三军军长盛文统率之。蒋要求胡派出有力一部，进驻自流井和内江，以阻人民解放军从东南方向进击;又令退到三台地区的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及杨森第二十军协助胡部，首先向南攻略遂宁;而

　　由万县退到大竹、渠县之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第十四兵团为侧翼掩护，与人民解放军在成都地区进行最后决战。

　　但是蒋介石所作的一切努力，均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进军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而告失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自攻克重庆后，分沿成(都)、渝(重庆)、绵(阳)璧(山)公路向西、向北进攻、占璧山、铜梁、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遂宁等地;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由贵州毕节，北渡赤水，克合江、泸州、宜宾、自贡、荣县;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亦由秦岭方面分三路跨越大巴山，进入川北，直驱川西。胡宗南集团和川康其他国民党军事力量处在人民解放军南北钳形攻势之中，乱作一团，大部起义，一部溃散。

　　1949年，对于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来说，是惨败和巨变的一年。对此，蒋介石父子的内心，充满忧伤与迷茫。正如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所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做何事?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