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将军:说我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对我的侮辱!

　　张爱萍将军张胜同志寄来他的大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我翻来复去地读，在书上不知画了多少杠杠。书里的情节，常常袭入我的梦境，令我不能安眠。这本近500页的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更震撼了我。

　　张胜的父亲，是张爱萍将军。张胜曾任总参某局局长，他写这本书，既是为父亲写史，更是为大时代写史。

　　初看书名，像是报告文学，但实际是一本极严肃的张爱萍将军的传记。虽是人物传记，写法上却与传统的传记颇有不同。通常的传记，一般都是只记传主之事，作者极少出现在传记情节中。但此书却常有张胜当面向张将军提问的情节，作者也融入了传记;通常的传记，主要是记史实，作者较少发议论，司马迁写传记，议论只有“太史公曰”那几句话。但张胜在书中常常激情四溢地发议论，议论又常具有思辨性。这种传记写法，以前未见，可谓创体。文体本由人定，文成法立，过分拘泥于传统文体会限制人的思想。张胜这本传记，因采用了创造性写法而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

　　张胜在序言里说，为写这本书，他请父亲系统地谈了对人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因之，书里留下大量的张将军的答问录。这些答问录，都是极珍贵的史料，成为后人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材料。张胜用“访谈”来的材料写传记，这本传记便有了“口述史学”的性质和特点。看着书里那些张将军忆往说故的文字，好像又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仿佛又看到了活着的张将军。的确，还有哪种传记材料，比传主自述自己的历史和发表对历史的看法，更能让人了解传主生平和看出传主的思想呢?张胜“访谈”张将军，让我联想起司马迁为写《李将军列传》访问李广。司马迁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张胜写的是《张将军列传》。

　　写传记须用史笔，史笔一般厚重少文。张胜的史笔既有写真的厚重，又有文学的美感。他的文字，豪放中带着洒脱，凛然有风骨，又有天籁般的气息。常说“文如其人”，我与张胜略有交往，感到他的文很像他的人。又常说“子如其父”，看了这本书，觉得张胜其人其文，颇有一点张将军的遗风。

　　中国传统的论人之法，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以此衡之张将军，可在这本《张将军列传》的末尾，写上这样的“太史公曰”：“张将军，功大，德高，言真，堪称三不朽之人物也。”

　　张将军在中央苏区，是团中央秘书长，抗战时期，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他是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在领导两弹一星和航天事业方面，有重大的组织和领导之功。在“立功”这一项上，张将军可谓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这些事功，已使他成为不朽的人物。但我感到，更让张将军成为不朽人物的，还是他的人格，即他的“立德”。他的人格，我认为可以感动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可以光耀中华青史。

　　谈张将军的人格，就要谈及他的个性。张胜对父亲的评说是，一个刚烈的人，一个透明、率直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书中还披露了几位领袖对张将军个性的评说。最主要的三句是，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看来，领袖们对张将军的个性有共识。他们这些话，是赞许，还是责怪?读完全书，我感到，这当中既含有赞许和器重，也有责怪和批评。但我从这些话里，却读出了张将军的不凡、刚直。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陈毅(右)、罗瑞卿(后)、张爱萍(左)陪同下检阅海军舰艇部队。领袖们和张胜对张将军的评说，角度虽然不同，但都大体画出了将军的个性和人格的概貌。张胜的评语中，我认为“天真”二字最为传神，也最触及本质。“天真”，就是纯洁无瑕，没有杂质。作为党员，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作为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细读此书后，我对张将军的个性和人格也做了一个概括：张将军是一个只服从真理的硬骨头。将军刚烈，此为“硬”。这个硬，既是个性，更是人格。硬，是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真理，张将军硬得像块金石。张胜在讲到他父亲在“文革”中的表现时，引了一句关汉卿的戏文：“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说父亲像一粒铜豌豆，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张将军在坚持真理这件事上，确实就像一粒铜豌豆。

　　评史论人，如孔子所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我还是举些例子，来说明张将军的人格。

　　1953年2月，张爱萍陪同毛泽东、陈毅、罗瑞卿视察南昌舰。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几十年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个问题经常尖锐地摆在每个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面前，就是：在不同观点或不同政见的分歧中，是跟理还是跟人?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势?这个问题不知困扰过多少人，也不知多少人为此栽了跟头。不跟真理跟林彪，一些干部搭上了“贼船”;不跟真理跟“两个凡是”，一些干部又犯了“左”倾僵化错误。张将军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林彪如日中天时，“学毛著要立竿见影”之说风行天下，谁敢说个“不”字?张将军就敢。他讥刺说：“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

　　1964年，张爱萍(右二)陪同罗瑞卿、林彪、贺龙视察军校。耀邦同志对张将军这种跟理不跟人的态度，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张胜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在张将军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不论是领袖，还是党中央，乃至整个党，都必须服从真理，谁搞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东西，他都不认同。在“文革”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这铮铮之言，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敢说，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说得出。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和陈毅、杨尚昆、张爱萍、罗瑞卿、陈丕显等在南京视察时合影留念。对于毛泽东同志，他一贯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对毛的功绩，他是崇敬的，他把毛视为自己的导师。但他爱师尤爱真理，毛泽东正确时，他紧跟;毛做了错事，他不盲从。对毛的错误，他持坚决批评的态度。鲁迅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张将军即如此。“文革”前，有一次毛让总参的几个人包括将军去游泳池谈粟裕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想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对于领袖这种即使是“起于青苹之末”的小变化，张将军也是反感的。到了“文革”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达于癫狂，张将军就更是厌恶之极，坚决反对。他说：“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的党。”“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地吹捧领袖，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他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张将军的这些论断和批评，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

　　列宁有句名言：“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将军从来不用领袖的脑袋代替自己的脑袋。《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为真理而斗争!”张将军的所言所行，正是《国际歌》的思想。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张将军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不畏，即骨头硬，没有奴颜和媚骨。

　　“文革”的险恶形势，最能考验人的精神硬度。张将军在“文革”中堪称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造反派批斗张将军，挥铁链要打，将军举起板凳自卫，对方敛手。将军言：“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张胜从将军自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下笔用力之重，把纸片戳得满是窟窿。

　　60年代，张爱萍陪同毛泽东接见解放军指战员。1975年，他跟随邓小平搞整顿，常发“今不如昔”之论。挨批后，他凛然回答：“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

　　1964年在核试验场上身穿防辐射服的张爱萍。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极力替张将军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将军，没想到张将军说：“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将军当然心领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

　　在疾风板荡、沧海横流的政治运动中，更显出张将军人格的伟岸。有些干部和将领，在战场上英勇无比，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屈服于权势，不分是非地“紧跟”，甚至为了自保和邀功而倾陷他人。更有一些人卖身投靠，为虎作伥，良心丧尽，如吴法宪、邱会作之流。一时的软弱糊涂，并不一定证明软弱者全然就是软骨头，因为这当中可能包含某种复杂因素，也可能是出于一种策略。但无论怎样，软弱者毕竟没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张爱萍则做到了，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张爱萍与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在一起。

　　一生“羞奴颜”

　　张将军曾说，“羞奴颜”是他平生的座右铭。对于奴性、奴气一类卑下人格，张将军是深深鄙夷的，他有很强的人格独立意识。胡德平同志说，张将军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将军一生，从不攀附谁，依仗谁，不搞小圈子，不是所谓“某某的人”，张爱萍就是张爱萍。有一次张胜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按一般人的想象，将军听了这话一定会高兴，因为这是在赞扬他。没想到将军竟恼怒起来：“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又说：“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 他又解释道：在邓小平领导下搞整顿，“是思想体系的一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初看到这些话，我猛然一惊，真是太“另类”!但我又感到如醍醐灌顶。是啊，党内正常的人际关系，不正是应该这样吗?党员都是在为党工作，没有谁依附谁，谁属于哪个派系的问题。那种拉帮结派，攀龙附凤，人身依附的恶习，是封建帮会意识和军阀意识的产物，与共产党的原则是冰炭不相容的。将军的拔俗之言，表现出将军人格的高尚。在张将军心里，独立人格是最宝贵的，否则便是卑下的，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