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多次自称：唯一跟中国沾边的就只有我的脸孔

　　14岁的蒋介石举行第一次婚礼时，宋美龄年方4岁，她于1897年春出生在上海。在兄妹行中排第四，在姐妹行中排第三。

　　小时候的宋美龄聪明过人，5岁时，她的两个姐姐都在上海麦克泰尔女校读书，她也要求父亲允许她跟姐姐一同到学校去读书。父亲宋嘉树带她去见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海伦小姐打量着小美龄，用英语说：“学校可不是捉迷藏的地方，你真的想上学吗?”美龄用英语答道：“我想上学胜过了一切。”

　　宋美龄小的时候并非淑女，作为宋家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相当的调皮捣蛋。她曾经把私塾老师的辫子捆在他所坐椅子的椅背上，让老师摔了一个大跟头。这件事导致的后果是老师辞职不干了。

　　此时，父亲宋耀如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将孩子们都送往美国读书，包括三个女孩子。宋耀如的行为在当时的上海颇受非议，诚实的商人们认为宋耀如是疯了。他们认为，他应该把女儿留在家里，省下出国的游资，将来为女儿置买时髦的嫁妆。宋耀如的经商之路一度受挫，不过，他通过印送《圣经》，很快就财源滚滚，雄厚的财力不仅使他有资本送孩子们前往美国读书，而且他还拿出钱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从这一点来说，宋耀如的眼光绝对非同凡响。在宋庆龄出生后不久，宋耀如又开了一家面粉厂，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到美龄三姐妹在美国读书时，宋耀如的财富已蔚为可观了。

　　1908年，庆龄和美龄来到美国，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庆龄在美国的名字叫露莎蒙，她学习用功，富有理想。9岁的宋美龄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年龄实在是太小，但她坚持要和两个姐姐一同学习。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是宋蔼龄，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是宋庆龄、宋美龄。宋美龄住进了威斯里安学院，在佐治亚州生活了5年，其中4年处于“旁听”状态，只有一年是正式学生。在“旁听”阶段，学校专门派人对美龄进行辅导。在大学里，她常到学院院长安斯沃思家里去玩。安斯沃思的女儿和美龄年纪相仿，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1912年，宋美龄终于成了大学一年级的正式学生。她的特殊经历使她在性格上显得早熟，因此，在学校里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她发起创立了一个组织，并且制定了章程，定期召集会议，还邀请一些教师参加进来。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创办了一份小报，她任主编，每周出5期，5美分一份，每期都销售一空。她认认真真读了4年大学，学习了英美文学，同时还学习了音乐、法语、天文、历史、植物学等。1916年夏天，她在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取得了学历。

　　成为中国“第一夫人”之后，她在写给佐治亚州第蒙瑞特一位友人的信中追忆了她在美国读书的某些片断。她写道：“我在皮德蒙特上八年级，非常愉快地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跟我一起上八年级的许多同学实际上是小伙子和大姑娘，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他们来自遥远的山区。为了攒钱到皮德蒙特来念书，许多人曾在小学教过书。这些人对我都很感兴趣，我则开始洞察这些为了维持生计和取得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不得不含辛茹苦地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想，我在小姑娘时期同这些人的接触，对于我对出身贫寒者的命运的关心是有影响的，否则我可能永远不会同他们接触。这使我看到他们的真正价值，因为毕竟他们和他们那样的人正是任何民族的支柱。”

　　但或许正是这样的观察使得宋美龄在日后的婚姻选择中有了更加务实的决定，她不是能够含辛茹苦地奋斗的人，她追求的是浮华世界中最顶端的生活。

　　在同一封信里，她津津乐道地写道：“我记得，那时我们三四个小女孩在一起，谁要是用一个5分镍币去买来乳酪饼干或大棒糖请别人一起吃，我们就认为是难得的乐事了。这些糖果就摆在亨特先生的玻璃橱窗里，让人看了馋涎欲滴。尽管那时候玻璃橱窗里除了陈列那些诱人的商品以外，还在同样显眼的位置放着满是斑斑点点的粘蝇纸，可我们不大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也不在乎这些东西。然而，我还是一直活到今天，能向你们讲述那段往事。”

　　去采集榛子，坐在房子旁边两棵树之间的一张木凳上读书，这些都让她记忆犹新。事实上，在美国时期的西式教育奠定了她一生西化的风气。一位好奇的同学有一次鼓起勇气，睁着大眼睛问她：“美龄，你真的是中国人吗?啊，你说的是道地的美国话啊!”宋美龄笑着回答说，她唯一跟中国沾上边的就是她的脸孔。她后来也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其中被引述最多的是：“我唯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脸孔。”

　　这话不一定正确，后世人们总能发现她身上的东方气质，包括那些令西方人感到不安的品质。事实上，就像她同时代的人一样，宋美龄也是东西方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