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发文回应：冯仑.你非要逼我说...

　　中国民营企业的先驱出狱了，冯仑写的关于牟其中的那篇文章再次在朋友圈传阅。现在把牟其中在狱中书写的回应文章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铁窗高墙，关山难越。12月才读到11月5日出版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上面有冯仑的文章：《牟其中》。

 

　　骂挨得多了，特别是经历过两次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口诛笔伐之后，筋骨也强壮了许多。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在第三次平反的前夜，再泛起几片沉渣，也就无所谓了。

 

　　第一次全社会口诛笔伐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因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人合写了《中国向何处去?》，触犯了天条。不但被抓进了看守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还模仿批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模式，发文到生产大队一级，组织革命群众天天批判我。《四川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成都人民南路的展览馆(俗称万岁馆)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反革命罪证展览》，峨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专题片《除恶务尽》，在全国各影院公开放映，情势慰为壮观。

 

　　第二次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距今不久，余波未熄。是我平生第三次坐牢，也就是目前这次牢狱之灾的背景音乐。

 

　　第二次的规模与第一次相比，毫不逊色。据重庆一家报刊的文章报道，有几百家媒体、上千篇文章与书籍，对我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批判。第二次批判与第一次一样，是有人组织的。第一次是“四人帮”，第二次是《万言书》。不同的是，第一次参加批判的人是奉命行事，这一次卷入批判的媒体与文章作者，是遭人暗算，落入了有人设计好了的陷阱。其实，他们也是反对《万言书》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挑战的，俗称梁山兄弟打架——不打不相识。估计今后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个陷阱是“XX部老同志”设下的。

 

　　第二次大批判的始作俑者是吴戈的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吴戈在牟其中入狱之后，洋洋自得地写了一本书——《<首骗>出笼的前前后后》。吴戈在书中写到：“我想到XX部一位老同志曾向我要过南德的资料去看，并要我写一个概况。所以我确定以XX部某位同志委托我写内参材料的名义进行采访和收集材料。”

 

　　关于我与《万言书》的那场民营企业家是否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争论，不是本文的主旨。再说，中央当时已组织力量调查过了，结论是“都是一些人身攻击”，所以这里就不介绍了。如果有读者感兴趣，欢迎登录南德网站(网址：www.nandegroup.com，和夏宗伟在新浪实名注册的个人博客)，我们已将今年9月24日《经济观察报》已发表的《1997：牟其中现象》和《万言书》中的有关材料，放到了那里。

 

　　所以，骂挨得太多了，挨的超级大骂太多了，也就总结出了一套如何挨好骂的经验：“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让人去说吧。不然，早就血灌脑顶，气绝身亡了。

 

　　但是，冯仑这次不同，他文章的要害既不是是非之争、毁誉之辩，也不是得失之论，而是一个有关真伪的道德问题。

 

　　这就触及了他自己在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的道德底线。

 

　　是非、毁誉、得失是可以争论的，惟独真伪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不然，天下就大乱了。所以，古往今来都把诚信认做道德的第一标准、做人的起码原则。

 

　　恰恰是在这里，冯仑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我们先来看看冯仑在文章中的自我矛盾。

 

　　冯仑在该文中称，1989年以后，他把一篇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的文章，帮牟其中刊登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冯仑认为他此举为牟其中“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冯仑讲的这篇文章的准确标题是《牢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首发于1989年8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

 

　　还是这个冯仑，还是在他自己写的同一篇文章中又写到：“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后面一个冯仑，戳穿了前一个冯仑的谎言。

 

　　我们再作最善意的假设，冯仑在1989年9月于海南遇到南德职工汪兆京之前，已在向牟其中暗送秋波了，或者冯仑只是发生了记忆上的错误?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大段故事，我不讲出来，今天冯仑也不可能知道。

 

　　牟其中为改革开放在四川两次坐牢之后，直奔中国改革的圣地北京。当时举目无亲的牟其中，只得投亲靠友，争取在京城立足。

 

　　那位副总编，原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后在《中国青年报》成都站工作。作为四川人的牟其中，自然与他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投亲靠友的牟其中到京后，自然经常往《中国青年报》跑，也常去东坝河副总编家中拜访。

 

　　牟其中经常与这位副总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比较一致。当时牟其中写了一篇文章，谈了自己的观点，力劝学生理性，副总编都发排了，但却被不同意见的同事们撤了下来。

 

　　但在当时，这个题目太敏感，还是拿不准是否能发。副总编先是在京城主流媒体总编每周一次的聚餐会上吹风，有人又去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副总编安排了一名年纪非常之小的记者来南德取了些文字材料。不久，这篇报道出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名叫冯仑的人。给自己头上装饰完光环之后，冯仑开始妖魔化牟其中了。

 

　　冯仑文章称，牟其中以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的身份给邓小平祝寿，他大不以为然，嗤之以鼻。有没有给小平同志祝寿之举，我的确没一点印象了。但对小平同志砥柱中流、无私无畏的伟大品格，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如果当年真有祝寿之举，今天的我，还甚感欣慰：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做人要讲良心。但我当时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劳改释放犯了呢?

 

　　第一次进看守所，被关押四年半，于1979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的工作组，到万县将我们释放。虽然内定是死刑，还没宣判。工作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让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第二次进的是收容所，被收容审查一年。当时中央书记处有人背着小平同志发文件，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万县(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政法委那位负责人说：“牟其中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较量。”又把我抓了起来。《新华社》、《经济日报》发了内参。小平同志纠正了在经济领域反自由化的错误。胡启立、姚依林等同志对我又作了批示：“打集体、压个体是‘左’的表现，要查处。”国务院办公厅又派人到了万县，我又自由了。为此，《人民日报》在1985年2月发了评论文章：《医治“左”的顽症》。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中央党校有一个机构正在搜集、研究文革中各阶层与“四人帮”斗争的材料，《四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被当作民间自发反“四人帮”的典型收入的。这位负责人的弟弟就在这个小组之中。看守所、收容所、监狱，是不同的法制概念，作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还是应该要有点法律常识的。既然是劳改犯，必然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动辄用拳头说话的莽汉。

 

　　冯仑文章中说，牟其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

 

　　冯仑呈现在不明就里的读者面前的牟其中，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匪、流氓、劳改犯了。但冯仑玩的是危险的游戏。自以为已经把牟其中关进了牢里，牟其中有口难辩，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冯仑错了。今天的监狱，虽然森严、严格，但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不但可以看书、读报，还可以研究著述。武汉几个监狱中，都有不断出版研究成果的。有一个人，还出版了几本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我自然就可以通过我的诉讼代理人公布真相了。冯仑仓皇出逃南德时，正如冯仑文中所言，南德在羊坊店15号的军博大院租了两层办公。一层为设备层(半地下室)，一层为地平面一层。冯仑出逃之后不到两个月，南德鸟枪换炮，搬到了永定路21号，整整一个大院，有主楼、配楼、设备房，但就是没有地下室。南德的飞机业务即将成功之时，代理南德与俄罗斯签定外贸合同的那家北京国营公司，策划南德分管飞机业务的经理曹立国将样品偷走，即可撇开其代理身份，变为主体。这家公司不需要文件，因为文件都是他们出面签定之后，再将副本交南德存档的。所以，南德不可能因为“相关文件”与曹立国发生冲突。

 

　　曹立国窃走样品之后，送到了这家国营公司。南德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了案。以后派出所送回了被窃走的样品。曹立国行窃之后逃走，南德的有关人员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此人，如何能将其“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相信随当年与曹立国一同离开南德的几个年青人，目前还尚在人世，也一定能看见此文。若你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被捆起来了，甚至被煽了一耳光、被打了一拳，被推搡了一下，总之，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就请站出来为冯仑作证。

 

　　再来看看我这位莽和尚鲁智深当年是如何三拳打死镇关西的。在香山，有两位南德员工与人发生过斗殴，一拳打得人骨折，被警察收容审查。但此人不是牟其中，是当时在南德工作的两名警卫。他们的名字叫吕会臣、杨建森。这两名警卫自己相约游香山后，乘植物园到苹果园的公交车返回南德宿舍楼。由于他们操的都是外地口音，衣着平平，乡土味很浓，于是有人欺侮他们，要他们让坐。警卫不从，此人就动粗，想不到这两位貌不惊人的乡巴佬原系训练有素的中南海贴身警卫。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答：“没打，是他打我，我只用手挡了一下，想不到他的手就断了。”

 

　　收容之后，经调查，最后决定调解。条件是动手的这名警卫付医药费和误工经济损失三万余元。警卫自然赔不出来。我知道之后，让南德保卫处送了张支票过去，领回了人。后来此人对我感激得不得了。

 

　　我曾经一拳打得一个流氓缝了五针(也许更多，至今也不清楚)，但不是在香山，也不是为了抢凳子，是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八一路，时间是1985年。当时南德还在重庆。一天晚上，我、夏宗琼与南德职工肖元生三个人去八一路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火锅。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了，一些社会痼疾又沉渣泛起。重庆的一些商贩有了几个钱，常常包养一名卖笑女招摇于茶楼酒肆。夏宗琼有几分姿色，又好打扮，火锅店老板把她当作卖笑女了。开始则言语轻佻，继之动手动脚。我忍无可忍，大声斥责。他竟然把我当成嫖客，说要机会均等。一怒之下，我一拳过去，他血流满面，双方扭打了起来。幸好旁边就是较场口派出所。经值班民警询问，老板如实交待，被训斥教育。但面颊挨了一拳，血流满面，警察让我掏出5元作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老板自理。是3针、5针还是8针，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冯仑爱人小王，年青漂亮，穿着也很新潮。若小王遭遇流氓，被人调戏，不知冯仑这位自诩为“传统士大夫精神享受”的人，能否仍能谦谦有礼地施教于流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我相信，冯仑也会一怒为红颜的。土匪化、流氓化牟其中之后，该来展示冯仑这位男子汉笑到最后的胜利风采了。

 

　　冯仑文中说：“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

 

　　我怎么不知道如此重大的安排啊?既然王功权知道，就是一个证人，请王功权出来说说，是谁奉我之命要去乞求冯仑了?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来，又是冯仑在撒谎。

 

　　1992年4、5月间，南德飞机业务大功告成。时逢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全国为之振奋。为了答谢各界对飞机业务的大力支持，也为了报答重庆的山山水水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动用了两架换回来的图154客机，向长航租了“江渝八号”轮船，组织了浩浩荡荡600余人的《告别三峡》旅游。从此，“告别三峡”的旅游一发不可收拾，弄得重庆市一票难求、一床难求，中外旅客露宿重庆街头。重庆市还向中央告了我一状。最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劝阻评论，说是商人的无知炒作，“三峡永远不会消失”。幸好没点我的名。

 

　　在筹备期间，夏宗琼曾请示我，说她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内容是表示他们希望回到南德。我说，可以，但要对出走的事说清楚。并说，可以先以朋友的身份参加《告别三峡》旅游活动。活动期间，我没见到王功权。旅游结束之后夏宗琼又向我说，王功权等人回来要求独立建个公司。我说，不可能。以后再没听说过此类事了。不知冯仑是否是把这段往事改编了一下?

 

　　关于向冯仑借钱的事，也非冯仑所言。我被捕之后，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预审，要给我介绍一位律师。我推脱付不起律师费，办案人员刘兵权说，有一个人，原来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辞职下海当起了律师，自愿免费为我服务。我问：“为什么他愿意免费?”刘答：“为你作律师，就是大广告。”一天，这位律师来看守所见我，说冯仑来到了武汉，与他见过面。这位律师说：“冯仑表示，只要老牟你给他写封信，他就可以借给你一笔钱做律师费。”我了解冯仑的为人，此时只会落井下石，怎么会搭手相救?但我无法说服这位专案人员派的律师，又不能闹僵(当时这是唯一的能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于是就当面给冯仑写了他文章中说的那个纸条。律师为了证明他的确与冯仑有联系，就拨通了冯仑的手机，让我把纸条上的内容又说了一遍。我这个人虽然虎落平阳，但借我欺世盗名之徒还真不少。

 

　　半年前，一位在江西庐山脚下自费营建大佛，自称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发誓要把平生赚的几亿人民币敬献给我佛如来的人，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信口开河，说他早年曾与牟其中有一面之缘。也与冯仑向律师讲的一样，要给我一笔钱打官司。说者无意，听着有心。这句话经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之口，传到了我耳中。我认为又是一个冯仑，但这位记者坚持。几年来这位记者贴着钱帮助我打官司，自然希望我的财政状况能有所改善。为了教育记者揭开轻信寡诺之徒的嘴脸，我就如实地把他在餐桌上如何讲、我因此向他借钱的经过写给了此人。从此，此君再也没有露过面。记者与律师一样也受到了教育。冯仑洋洋洒洒数千言，但满篇皆谎言。对此还真难办。若要一一反驳，谁又有闲心去一一核对?所以，我只有捡一句话可以驳倒冯仑谎言的，或者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讲法。冯仑说，我与朱邦义争江湖老大，为会面地点他不好安排。幸好冯仑说了我与朱争的内容是“控制信用社”。冯仑说“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可是，南德至今为止也从未投资、参股全国无论南北的任何一家信用社，金融活动中几乎与任何信用社也无什么大笔的资金往来。除了1992年与上海前进学院的蔡光天合作，抹不开蔡要找合伙人筹建前进信用社的面子，投了10万、也许是20万，应付了一下，后又立即撤出了之外，我还真不知道南德如何“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了。冯仑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惜冒着谎言被揭穿之后身败名裂的代价，必须说谎呢?

 

　　他有一块十几年来令他日夜寝食难安的心病。此病不除，随时都有山崩地裂的危险。这病爆发的引信，掌握在牟其中手中。所以，牟其中被捕之前，虽然恨得牙龈发痒，也只能隐忍不发。牟其中进了监狱，冯仑的机会来了。落井下石，使牟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自从牟其中被捕之后，我们总能经常看到冯仑以知情者的身份，对牟其中落井下石的评论。

 

　　即使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中，冯仑也说“不能笼笼统统地把他(牟其中)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但是，这位不是骗子或坏人的牟其中，在遭遇到了社会上最大的不公平——因为我们都公认司法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的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又自称是知情者的冯仑，不去捍卫社会的公正，为什么却要反反复复，不断说谎，来证明牟其中这位司法腐败的受害者是一名土匪、流氓呢?

 

　　说穿了，冯仑对施加于牟其中头上的司法腐败感恩怀德。因为司法腐败为冯仑除去了多年的心头之患，所以冯仑要小骂大帮忙。冯仑的心病就是他自称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的那次背信弃义、卖友自保的仓皇出逃。

 

　　南德当时的这一安排，与我对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认识有关。文革初期，我也十分狂热。几年下来，四川饿殍横野的现实，令我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于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后得出了写在《中国向何处去?》中的那个结论“一个文化革命的发动者与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但是，在进一步对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得失的研究中，我又发现，不断革命、迷信暴力，才是民族复兴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我的结论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权主持下，通过不断改良，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的努力之中。这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期，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的结论，也是我政治认识、政治行为的准则。

 

　　具体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解释，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正宗的观点。

 

　　作为一个文艺人士的金庸先生，在80年代初期都已认识到了“我还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

 

　　所以，简言之，综观我的言行，可以归纳为两点：坚决拥护、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决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92年香港《明报》出了我的专刊，对我的评价是：“政治上非常保守，经济上非常激进。”我不准南德员工去广场。我们都推崇“五.四”运动精神，我们也尊崇敢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众目睽睽之下，与毛泽东红脸，为天下农民请命的梁漱瞑先生。梁先生是如何看待“五.四”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的呢?梁先生说：“不审判不足以彰显法治，不特赦，不足以表彰学生的爱国精神。”我无力阻止流血事件发生，但可以做一些实际的补救工作。因为我从心底就认为学生不是坏人。坏人是那些沽名钓誉，对中国问题只有皮毛之见，骗取了学生信任的所谓“精神领袖”。这些人，轻率浮燥，陶醉于红旗、马靴游行队伍中，游行中的夸夸其谈，指点江山，大难临头，跑得比谁都快，撇下一广场的学生，群龙无首。冯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与精神领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嗅觉特别灵敏，凡风声一起，跑得比谁都快。这几十个改革精英中，有的被国家机关请出了大门，面临断炊之虞(冯仑在文中不是承认没工作、没工资吗?)，有的虽未清理出门，但科研经费断了，操办的项目停止了，留学经费发生了困难等等。我认为，这些人没跑，政府也未追究刑事责任，总还得生活吧，总还得搞科研、上项目、继续留学吧?他们都是国家多年培养的栋梁之才啊。当时南德做成了冰箱业务，赚了几百万元。于是，只要有人介绍，只要没受到刑事处分，我就尽力支持一下。以什么名义呢?就当不上班的顾问吧，一个月几百元，聊济无米之炊。留学的、搞科研的，资助几万元。最大的一笔记得是赞助国家银行的国际金融研讨会20万元。

 

　　今天，这批人，又成为了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做官的，已官至常务副部级;研究学问的，有的已成为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经商的，都当起了老板、总裁了。冯仑就是在如此背景之下，进入南德的。他进来之后，又介绍了一大批。文章中说的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由他介绍的，是假话，不然，他从南德逃跑之后，南德还能完成前后历时三年的飞机业务吗?他说的三分之二，确有其事，但是是指南德资助的这批精英，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他介绍的。我1987年秋天才初到北京，一年之内，还高攀不上那么大一批精英。

 

　　这就是《万言书》中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章中，定性牟其中为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学者们的经济后台的由来。

 

　　冯仑刚到南德，我对他也没十分印象，也不可能去找他谈话，也不会安排工作，因为我对这一批人的方针就是救济。印象最深的，就是后勤处在门厅过道给他安放了一张桌子。印象深，是因为我看见他每天枯坐、无聊，太难堪了。既然拿了钱，总得找点事干吧。于是他提议办一张小报。我说，那就负责办报吧。他介绍进来的人多了，安排不下，他又说，要成立一个西北办公室，研究开发大西北。我也同意了。反正我认为这些人是书生，不是做生意的料。风头一过，就会走的。也没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因人设事吧。但我为国分忧的好心，却成为了此后党内高层一些实力人物不断打击我的口实，我为国分忧说法的理由是：当时有人指责我，我反诘：你们要把他们推到巴黎万润南那里去吗?但是，我接济改革精英的行为，还是被人告了密。有关部门决定取缔南德，抓人。但这些内部安排，是冯仑仓皇出逃南德之后，南德员工大家才了解到的。1991年5月14日，冯仑代表南德去山东参加了中央扶贫基金会一个会议之后，精神抖擞地返回南德。因为这个会上定了一些可以继续研究的项目。此事可由扶贫基金会一位姓李的处长证明。当时这位处长不相信冯仑逃跑了。他的理由是，会议期间，他与冯仑共住一个标准间，冯仑把南德吹得天花乱坠。大约就是在14日当晚，冯仑下班后，听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第二天——即5月15日——冯仑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16日，我、夏宗伟、金少强、俞冰(冯仑的朋友，北大学生会干部)，还有冯仑介绍来的一位高干的女公子，我们一起驱车，去中央党校冯仑的宿舍看望冯仑。冯仑横卧于床上，以巾裹头，气若游丝，但面泛红光。上午11时左右，中央党校的小车司机小朱进来提醒冯仑，要去医院打针。现在想来，这是冯仑爱人小王下的逐客令。我们只得离开。

 

　　又过了两天，接到小王电话，说冯仑应朋友之邀，去了南方，要请10天假。我慌了。冯仑当时已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及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如食堂、小车等一刻也不能缺人的杂务。我让小王告诉我冯仑在那边的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以便碰到具体事务时，可以及时询问。小王回答，她也不知道。当晚，我在家中接到冯仑电话，还是小王的说法，10天左右返京。我询问他的电话号码，说便于随时联系。冯仑回答，他在武汉，住的旅馆无电话，是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的。

 

　　我顿时生疑。

 

　　不久，南德门前昼夜停了两辆形迹可疑的小车。凡有人出入，立即尾随其后。有关政治保卫部门开始找员工中的共产党员谈话，说牟其中是阶级敌人，要采取行动。一位被找去谈话的人，还是悄悄告诉了我。他对政保部门的人说：“我与牟其中天天面对面办公，怎么就看不出他是阶级敌人呢?”此时，南德员工才如梦方醒，原来冯仑扔下大家逃跑了。此时的南德，一片恐怖。门外形迹可疑的小车随时可能入室抓人。人人自危。恐怖到没有人敢去公安局送申辩材料的程度。担心进去了就出不来。至今我仍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当年的人事处处长XXX，他独自找到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送去了我准备好的申辩材料;另一个是那位高干的女公子，是她把申辩材料送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手上，又转交给了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据这位女公子回话说，主要负责同志说了一句话：“差一点又把老牟冤枉了。”(原话)可疑小车消失了。我又躲过了一劫。但冯仑到底上哪里去了呢?他真的是为朋友的事去了武汉吗?定性冯仑仓皇逃跑是否冤枉了他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冯仑跑后不久的一天，我遇见了今天仍常常在媒体上发表大块文章的海南那家全国最著名的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聊到冯仑，他也是一肚子苦水。该院长证实，5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首都机场有一个航班飞海口。院长乘此航班由北京返回海南。在飞机上碰到了冯仑。仇人见面，份外眼红。对了眼，但没说话。院长介绍，冯仑从北京初到海南，院长当时已是省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冯仑自然要“打虎上山”一番，于是带着院长拜见了鲍彤。可是，清查运动一来，冯仑却反咬一口，去检举，说院长带他去见过鲍彤。认真一查，真相大白，冯仑立不住脚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冯仑是被开除的呢?还是辞职的呢?从冯仑这次的文章中只了解到，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是确有其事的。院长的话，证明了冯仑对我说的去武汉帮朋友的说法纯属骗人的鬼话。他是了解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才撇开大家仓皇出逃的。不久，我去海南。在接机的人群中，有冯仑。但我钻进小车就走了，没见他。不久他又回到南德。此时南德已搬到永定路21号大院办公了。我不见，他闯到二楼办公大厅，拦住我，要求解释。我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武断地说：“我不听解释，你出去。”我的人生格言之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耻与卖友自保、毫无骨气之徒为伍。三分之二的精英都是你冯仑介绍来的啊!假如当年冯仑抛下大家仓皇出逃之后，南德员工与那批精英仍没有察觉，大难将至，自然不会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其结果必然是有关部门踏平南德，抓人、关人。牟其中自然首当其冲。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份权威文件，上面赫然写着：“一些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在政治上失败之后，企图在经济上东山再起。”文件把救助行为政治化了，冯仑介绍来的那三分之二的精英能幸免于难?冯仑就是如此被赶出了南德大门的。

 

　　北京流行一个段子，是讽刺卖友自保、贪生怕死之徒的。段子利用了一句相声台词，把舞台上英雄人物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一句话：“你撤退，我掩护”改为了讽刺贪生怕死之徒的一句话：“我撤退，你掩护”。冯仑连这个贪生怕死之徒都不如。贪生怕死之徒，临逃跑之前还知道通知同伴一声：“我撤了。”同伴也还可以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来调整战术动作。冯仑却说：平安无事，你呆会儿，我去撒泡尿。可却一溜烟，逃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就仍在那儿傻呆着，什么防范措施也没有采取。直到形迹可疑的小车开到了南德大门口，有关部门兵临城下找人谈话了，才临阵磨枪连夜赶材料去申辩。这样的人，也配谈道德?也配谈“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农夫收留了冻僵了的蛇，却被蛇咬了一口。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还能说出真相。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才可能在不久获得平生的第三次平反。

 

　　在此次牟其中案件中，办案人员、办案法院的政治品质、道德水准，不但比冯仑，也比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强多了。2000年8月22日，牟其中被判罪后仅5天，《法制日报》发表了上面派来压制办案法院的指导办案员的文章《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该文引用了办案法院的观点：“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但指导办案员认定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非法占有故意的法律要件，强行判牟其中有罪。此言一出，金融法制大乱，法学界大哗。最高人民法院在牟其中被判有罪之后，不到一个月之内，立即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四个月后，即200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强调：“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2003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对牟案作出了批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办理。

 

　　2006年上半年，办案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上面写出了再审牟案的报告。对此，《新京报》采访了湖北高法。湖北高法刑庭一位法官的回答是：“对于该案再审的问题，我们已向上面汇报了，正在等待批示。”该报发表于今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

 

　　今年8月中旬，一直坚持牟其中有罪的那位指导办案员，突然一反原来的说法，高调向《法人》杂志、《新京报》等采访报道过牟案的记者宣布，牟其中是代人受过;指办员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年受人指使办假案;办完牟案之后，就被赶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下海当起了律师。

 

　　牟其中案平反的阻力在哪里呢?在于高层的黑保护伞于1999年9月30日，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中私自释放了真正的罪犯王向军团伙。据《新京报》2005年8月10日的文章揭露，这个团伙分别在武汉、大连、烟台、广州等地，用同样的假进口手法，诈骗了我国银行资金近百亿元之巨。最近，我们从北京的邹庆案件中，又发现了王向军团伙诈骗的踪迹。所以，牟其中案的平反申请，于2003年胡总书记批示之后，已转化成为了一场腐败势力与反腐败斗争的拉锯战了。因为黑保护伞职务太高，权力太大，放走的王向军团伙和包庇的配合王向军团伙诈骗我国银行资金的某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前行长，又非区区毛贼，比赖昌星团伙凶恶多了。反腐败斗争是国家意志，没有任何可以回转的余地。但腐败势力一旦破败，如向赖昌星通风报信的福建省公安厅原某负责人一样，有的人是有性命之忧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冯仑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出来了。前面已讲了，本文只讲真伪，不论是非。所以对冯仑文章中想批评牟其中却又不敢挑明的政治错位，本文就不讨论了。但我仍然坚持，中国的改革，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目标只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此，不少人没想明白。最近，怀疑之声再度渐起。

 

　　但是，牟其中很自信。牟其中“不信千秋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