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个把自己被强奸经历拍下来的导演吗？

　　9月17-25日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女性影展，通过天赋女权、橙色时代、女力无限、酷儿女声、男声女权、焦点影人、国内竞赛等专题，呈现了近几年欧洲国家和中国电影人、特别是女性导演对妇女参政、性别暴力、多元性别、边缘群体等议题的女权关注和诠释。

　　其中，“橙色时代”单元展映的挪威纪录片《强奸》，是从受害者视角看挪威治理性暴力的司法状况，表现了强奸受害者的心路历程，对打破强奸迷思、审视中国性暴力治理有借鉴意义。

　　9月19日，在交差点艺文空间举办的“欧洲与中国性暴力状况与应对”主题论坛上，笔者与《强奸》纪录片导演琳达 施泰因霍夫一起，分享了中国和挪威防治性暴力的经验及不足。

　　琳达·施泰因霍夫，纪录片《强奸》的导演，是强奸受害者，具有德国和挪威血统，出生在挪威卑尔根，在伦敦接受教育，现定居柏林从事电影工作。

　　18岁时，琳达遭到强奸，她当时没有对加害人提出指控，因有负罪感，觉得是自己不好，也害怕没有人相信她。长期受到严重的强奸创伤应激障碍困扰的琳达，尝试了包括心理治疗等一切可以让自己忘记这件事的方法，却忘不了!

　　她在自我挣扎中逐渐明白，只有公开说出来，才有可能从强奸阴影中解脱，也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强奸受害者说出来，从而减少强奸。15年后，琳达决定诉诸法律，对强奸者提出控告，但因时间久远，没有直接证据，法院不予立案，不过，琳达得到并接受了国家赔偿。

　　《强奸》是拍摄于2015年的52分钟纪录片，记录了琳达决定报案、寻求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帮助及被法院驳回、接受国家赔偿的过程，反映了她从自我责备到勇敢报案的认知提升和心理变化，以及挪威公检法司应对强奸案件的亮点与局限。其中，既有与中国比较相对完善的法律和救助机制，也有以受害人需求为本需要改进的地方。

　　强奸受害者报案的重要性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项研究，性侵害案件的隐案率约为1:7，即每起被揭露的性侵害案件背后，可能隐藏着7起类似案件。换言之，性侵害案件的实际发生数量大大多于报案数。很多强奸案一旦被揭发，往往不是孤立案件，常常是一人或多人、多次、针对多人、多年作案。

　　如2011年案发的安徽临泉戴庆成，从1993至2009年，17年中强奸农村留守妇女116名。被害者则可能受到多次、多人、多年性侵。导致加害人能够长期作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害者不报案。

　　琳达说，说出来很重要，可以让更多的女性免遭性侵害。据琳达介绍，《强奸》在挪威上映的收视率超过了当时收视率最高的一档节目，许多女性因看到这个片子，说出了自己被强奸的经历。

　　《强奸》如果能在中国公演，特别是在农村、校园等性侵害多发地，会有利于性侵害的防治。

　　相关机构有责任鼓励、帮助强奸受害者报案

　　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普遍存在。中国特色是，性暴力受害者受到贞洁和处女情结、女人祸水论、咎由自取论等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迫使她们保持沉默。

　　传统性别文化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也常常影响到公职人员不能依法处理强奸案件，如贵州毕节女教师在被灌醉酒的情况下被官员强奸，警察曾以“戴套不算强奸”为由不予立案;浙江南浔协警趁女子醉酒实施强奸，法官曾以“临时性起意”为由轻判，不一而足。

　　琳达表示，在挪威不会这么对待强奸受害者，“这是文化的不同”。琳达说，挪威有专门针对强奸、性骚扰的法律，以及性暴力受害者的相对完善的服务机制。

　　以琳达本人为例。她在遭受强奸后告诉了老师，老师带她去了强奸危机干预中心，那里有为强奸受害者提供免费咨询的专业律师(也包括对加害人的免费心理辅导)。遗憾的是，她已洗过澡，无法提取证据。另一个遗憾是，危机干预中心当时没有提醒她可以报案。

　　15年后，琳达决定起诉后求助警察局、法院。经过调查，她被告知，“不是不相信你遭受过强奸”(琳达有治疗强奸创伤应激障碍综合症的诊断和治疗证据，因此得到国家赔偿)，但是，因为没有强奸的直接证据，“法院不能以一面之词立案”。

　　琳达的案例表明，在挪威，对强奸受害者的报案、立案、判决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过程。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国家对受害者承担损害赔偿义务。

　　与此相比，中国对受害者来说缺乏支持性的法律环境和国家政策，既包括法律法规及司法执法的不足，也包括国家承担反对性别暴力义务的缺失。

　　证据是重要的，女性应该记住!也有相反的例子。一中年男性在现场讨论会上问：如果她自愿和他发生关系后又诬告他强奸，挪威会怎么处理?琳达回答：法律一视同仁，报案是可以的，关键是有没有证据。“挪威的法律对证据的要求很严格”。如果是诬告，至少要坐3年牢。所以，现在“男人比被说成是强奸犯更害怕的是被强奸”。这句话意涵丰富。

　　挪威法律对强奸的直接证据有严格要求，难以钻空子。所以，男性并不担心被诬告，担心的反而是自己被强奸。男人“被强奸”，侵犯者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虽然男性遭受同性性侵的比例更大，但媒体报道西方国家女性强奸男性被判刑的例子不止一二，如女教师对未成年男生)。

　　“男性担心被强奸”的说法，突破了我国刑法对强奸界定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范围，致使男性受害者不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必须打破的强奸迷思

　　琳达的故事表明，说出来是必要的，但也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在纪录片《强奸》中和座谈会上，琳达都强调，她决定起诉、决定以自己的经历拍片，不是为了报复。她认为，“对强奸犯，应该讨论他们为什么犯下了那些罪行，而不只是讨论他们做了什么”。这样更有助于减少性暴力。

　　为切实了解强奸者的想法，琳达到监狱访问了一位正在服刑的强奸犯。该犯人因两起强奸案被判9年刑期，已服刑一年半年。

　　琳达问：强奸行为是不是因女性穿着暴露而引起的?犯人明确回答：不是。他记得他实施的一起强奸是在冬天，“她穿着长衣，是大衣……”。该犯人说，“只有一个罪犯该对此负责：强奸犯。”

　　通过琳达的访问和强奸犯的回应，《强奸》纪录片颠覆了有人怀疑女权主义反对强奸是为了报复男性，这也是对女权主义的刻板印象，是一种迷思。

　　“我的衣着并不是邀请函”

　　与此同时，打破了普遍存在的责备受害者的倾向：强奸不是因为她暴露的着装或其他什么过错，强奸者应该对强奸负责。

　　挪威性暴力治理的司法改进

　　与中国相比较，尽管挪威在治理性暴力方面已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和救助机制，但妇女仍然对国内的司法系统不满意。

　　例如，危机干预中心虽然有周到的服务，但周末不工作，不能及时取证，它会告诉当事人“这两天就不要洗澡了”，“非常不人性化”。

　　另外，当时受害者到强奸危机干预中心求助时，应该提醒及时报案的重要性，以帮助妇女做出最有利的决定。由此可见，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琳达还谈到，挪威是一个富裕的福利国家，性暴力受害者能够得到较好的救助服务，但法律诉讼毕竟要花费不菲资源，因此，“最好是能不到法院就不到法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受害者追求司法公正的阻碍。

　　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仍然是“受害者不仅要面对自己内心的阴影，更要面对令人失望的官僚系统。”

　　性暴力治理的文化改造

　　在《强奸》纪录片中，据琳达回忆，她进了他的房间，他手里拿着刀，逼她就范。纪录片没有点明他是谁，她为什么要进入他的房间。

　　其中的用意，隐含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性暴力的界定，“无论当事人双方是何种关系，以及在何种情形下(不仅包括在家中和工作中)，一方通过强迫手段使另一方与其发生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虽然琳达明确说出他手里有刀，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强奸场景的唯一模式。

　　按WHO对性暴力的界定，“强迫指任何形式的暴力”，“除躯体暴力外，还包括心理上的胁迫、勒索及其他形式的恐吓，如恐吓要进行躯体伤害，或者恐吓要解雇对方或让求职者得不到工作。有时也发生在受害者出于酗酒、吸毒、熟睡和精神障碍等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等。

　　琳达在座谈会上说，在欧洲，关于强奸议题的讨论，包括如何定义强奸，“是否必须有反抗才能判定为强奸?”现在德国法律已经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就是，不就是不”!无论有没有暴力、有没有反抗，只要说“不”，就是强奸。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改进的不仅是法律和司法、执法，还要破解传统性别文化对性暴力的各种迷思。任重道远!

　　作者荣维毅，性别与性别暴力问题专家，长期以来关注性别暴力治理的研究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