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0 阅读次数:
“文革”期间,由于我国的外交工作人员疏忽而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事故的发生,此事件被周恩来认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
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10多分钟的时间了,周伯萍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但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看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当时周XX因为过于匆忙,自己没有按照程序亲自将请帖过目。当他们出了中国大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的大使馆。图为1973年,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观看演出时的周恩来。
当时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此时,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国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觉得非常意外,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认。美国记者便问周伯萍:“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承认以色列?”他问的是“这里”,因为读音相近被翻译错误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以为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图为1973年,北京机场,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周恩来。
第二天,《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这才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国际“反华势力”定会以此事大做文章,离间中国与政治盟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势同水火),为防止事态扩大,周大使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此事件系工作失误所致,中国外交政策不变,不久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1970年8月,周恩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
周伯萍回国后得知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在国务院此后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周恩来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本以为要倒大霉的周伯萍却没有栽倒。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救了他。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党的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毛泽东在由总理办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删掉“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伯萍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毛泽东的批示转送给周恩来后,周恩来要求外交部根据主席批示重新估计错误性质,对周XX要鼓励。因此周伯萍此后不但没有被免职,反而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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