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车祸去世 为后世储存四千万颗植物种子

复旦教授车祸去世

　　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却倒在了为人类寻找种子的路上……

　　25日上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植物学家钟扬教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英年早逝。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所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能不负人生。”

　　——钟扬

　　为后世储存“基因”宝藏

　　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植物所开始，钟扬就和“有灵万物”结下不解之缘。

　　“只要心在不断飞翔，路就不断向前延伸。”2001年，钟扬首次来到青藏高原，追寻生物进化的轨迹，从此与这片神奇的土地结缘。过去的十几年，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钟扬几乎每年有100天以上在西藏度过，从藏北草原到藏南谷地，他和他的伙伴、学生一起，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资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盘点、收集植物种子就是考验科学家的耐心和毅力。光样本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而且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仅2016一年，他坐了157次飞机。

　　如今，他却永远倒在了为人类寻找种子的路上……

　　在钟扬眼里，种子是珍贵的。为了收集理想的种子样本，哪怕一次次长途奔波，一次次濒临险境，一次次无功而返。在他看来，在这一过程中，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到藏族学生的心中，影响更为深远。

　　“肯定有人会问，你收集这么多种子，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讲意义何在呢?”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钟扬自问自答：“收集这些种子实际上是为了应对全球的变化。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地球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过了。”

　　“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钟扬幽默的自嘲中，始终怀有对人类命运和未来的深厚关怀：“但是届时如果终于发现了那个罐子，那个罐子里面有多少?5000粒。拿出来一种，只有500粒能活，最后种起来以后只有50粒能结种子。但是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赴西部边陲撒播科学良种

　　漫长的科考道路上，钟扬渐渐意识到，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从2010年开始，钟扬自愿申请了第六批、第七批援藏，他想寻找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援藏15年来，他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谱写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华章。成绩并非偶然，钟扬将其归结为自己的敢想敢为：“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实践派，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想法就大胆去做，如果什么事都束手束脚，是干不出什么名堂的。”

　　讲述钟扬教授援藏经历的微纪录片《播种未来》曾一举斩获北京国际微电影节金奖。这部纪录片在多所高校、科普讲座上播放，观众无不被影片中所展现出的不畏艰险、不懈探索的科研精神深深感染，对钟扬教授报以热烈的掌声。

　　“师者，智慧的宝库，精神的脊梁!”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老师曾这样评价钟扬：您，东海之滨的生物学家，怀着对藏族学子成长成才的满腔赤诚，义无反顾奔赴西部边陲，撒播科学良种，开创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并已成功复制到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四千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追梦，四十万公里坎坷路程的跋涉，十七种高原反应的抗争，忠贞不二地实践着艰苦卓绝、坚不可摧的中国精神。

　　立志打造最美海滨城市

　　除了在全国广为流传的援藏事迹，钟扬还为上海海滨种植红树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特有的海岸带植物群落，是至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物种最多样化的生态系之一，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重要的生态效益，被誉为“海岸卫士”。

　　2000年，钟扬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开始思考将红树林引进上海。上海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较低，很少会被人用“美丽的海滨城市”来描绘。钟扬希望把红树林引种到上海，为城市增添“海滨风景线”。

　　据复旦校方介绍，从2005年开始，钟扬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课题，一共申报了三次才获得通过，期间受到很多植物学专家的否定。他又坚持连续申报两年，将全球变暖作为解释红树有可能在上海生存的依据。

　　2007年，课题被批准通过，并得到了启动资金。

　　寒冷的天气加上种植经验的缺乏，红树林的生长遭遇了很多难题。2007年10月底，课题组开始在上海南汇临港种植第一批12种红树的幼苗，在2008年春季的大雪中遭遇了灭顶之灾，但钟扬还是选择继续试验。第二年，新种的红树全部存活，部分秋茄还结了胚轴(种子植物胚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子叶着生点与胚根之间的轴体)。

　　截至2016年，试验田最高的树苗已经高出地面两米多，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老鼠簕4种红树已基本适应上海的气候，能够正常地生长和繁殖，在冬天，也无需大棚。目前上海有4种红树能够正常生长，是植物学上很大的突破，创造了在纬度最高的北半球地区，成功实现人工栽种红树林的奇迹。

　　红树林是钟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美丽的海滨城市”不再是梦想，他也因此被誉为“立志打造上海最美海滨城市的教授”。

　　办公室永远有他的行李箱

　　昨天，关于钟扬教授在出差途中遇难的消息在网络传开。他的同事、朋友、学生，听过他科普讲座的人们，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不是真的，他还那么年轻，他那么具有人格魅力和理想情怀，还有那么多未完成的事业……”

　　昨天下午，复旦大学官方发布悼文《沉痛哀悼钟扬教授》：我校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9月25日上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一名复旦的同事悲痛地写道：“钟老师一路走好!您亲历的危险被你讲成段子，听后只有后怕，您却哈哈笑过。办公室里永远有您的行李箱，您说要走就能走。您一年里飞出的航空金卡，让人叹为观止。可是现在……您说好的播种未来呢?”

　　坚持不懈，是钟老师对学生的一个基本要求，他曾告诉学生们，自己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植物学家的成长之路在于忍受得了寂寞与孤独，永远不要放弃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

　　“钟老师很忙，忙到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的学生兼同事扎西仁次说。因为忙，钟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本领“非常善于利用时间的碎片”。钟老师自己也说：“我很喜欢利用‘废’时间，跟朋友约会早到了几分钟，我就一定要干一件事，这样就不会冒火，甚至会觉得朋友怎么不再晚来一点呢。我能在飞机上写文章，坐在主席台上也偷偷写，我写一百字的东西，如果写到五十字必须去做另一件事，我就停到这里，干完回来从第五十一个字接着写，这和生物信息学原理一样。”

　　[人物简介]

　　钟扬197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84年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获无线电电子学工学学士; 留学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The Graduate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Studies)，获生物系统科学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2)、研究员(1996)、副所长(1997);1992-199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合作研究4年。

　　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教授、西藏大学教授等; 兼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信息学与理论生物物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植物学会系统与进化植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02-2006年两次任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数理研究所外国人客员教授。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曾任西藏大学校长助理。钟扬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他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30多年，在生物信息学、进化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有较长期的积累和独创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