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雨素》走红 作者昔日照片曝光（附文）(4)

　　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岁。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大女儿交了两个同龄的不上学的朋友。一个叫丁建平，一个叫李京妮。丁建平来自甘肃天水，丁建平不上学是因为妈妈抛弃了爸爸，爸爸生气。爸爸还说，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上，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反正上不成个器，就省点钱不上。

　　李京妮不上学，是因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还去骗李京妮的妈妈，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妈妈发现受骗后，气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个善良的人，没有抛弃李京妮。可爸爸说，李京妮是个户口也没有的黑孩子，城里的打工学校，都是没办学资格的黑学校，娃子们在里面上，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学。李京妮是黑人，没必要再上这黑学籍的学校，来个双料黑。

　　我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报纸上说，教育部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下面的学校虚报人数，冒领孩子的义务教学拨款。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

　　有母亲在求告老天爷，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快乐地生长。三个大孩子一起看护一个小孩子，很轻松，孩子们每天都好得很。三个孩子，每天对着小女儿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 唱得眉飞色舞，玩得欢天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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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车炫表，炫皮包，炫衣食。这些炫法，我们皮村都不屑。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比谁家养的狗多。我在皮村认识的工友郭福来是河北吴桥人，在皮村做建筑工，住在工棚里。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领着一支由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工棚巡视，羞辱住在工棚里的农民工。郭福来冷冷地写了一篇《皮村记狗》，发表在《北京文学》，表达农民工的心声。

　　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房东是政治家，不屑养狗部队，只养了两条狗。一只苏格兰牧羊犬，一只藏獒。房东告诉我，苏格兰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聪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组成联盟，他们是天下无敌。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总统的府邸，享受着天下无敌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为啥买了这么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

　　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 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长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证。对这篇自娱的长篇小说，我总是想着写得更好。

　　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我听了一年。那一年有空听，是因为小女儿要看管，我在和皮村相邻的尹各庄村找了份在打工学校教书的工作。打工学校工资低，是个人就要。一个月给一千六。后来，小女儿大点儿，可以独立上学，独立回家，独立买食物。我就没再教书了，去做育儿嫂，一个月给六千多，只每个星期回来看一次小女儿，没再去工友之家了。

　　2015年1月7日，北京，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算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营。来自视觉中国。

　　2015年1月7日，位于北京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院里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工友图书室。来自视觉中国。

　　2015年1月7日，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收藏的工友绘画作品《工伤故事》。来自视觉中国。

　　2015年四月在皮村工人小组上课，老师张慧瑜让农民工学员朗诵各自的作品，范雨素在朗诵中。由作者提供。

　　作者的手稿。她一直在写随笔和长篇纪实。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麻木，懦弱的人。我一直看报纸，不求甚解地闲看。如果把这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自从可以打工，报纸上说，农民女人不自杀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农村女人不自杀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过一篇“野鸳鸯最易一拍两散”的报道，讲的是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这样异地联姻的女人。

　　在北京这样的城中村里，这样没妈的农民工的孩子也很多。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缘故。我的大女儿交的两个朋友，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最惨的。

　　我的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后来，大女儿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顾后，在14岁那年，从做苦工开始，边受苦，边学会了多项手艺。她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相比较，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凡是养过猫，狗的人都知道，猫狗是怎么护崽。同理，人是哺乳动物。抛弃孩子的女人都是捧着滴血的心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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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今年，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生产队征收土地，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我和女儿还有大哥哥一家子户口都在村里，有土地。村里征地，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不公平。队长贴出告示，每家要派个维权代表，上政府告状，争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门打工去了，我们家的代表只能母亲来当。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一亩地，二万二就全部买断。人均地本来就很少，少数不会打工的人，怎么活下去?没有当权者愿意想这些，没有人愿意想灵魂。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为儿女奔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能为母亲做些什么?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童年，我们村里的一大半人都找茬欺负我家房后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库搬到我们村的钧州移民。钧州最出名的人叫陈世美，被包青天铡了。钧州城现在也沉到了水底。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村子里的强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经常出面阻止别人对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

　　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