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愿以蒋经国交换被捕特工被蒋介石拒绝(2)

　　舆论风暴

　　英国对国际共运持敌对态度，上海英租界自然也反共，但他们的反共心态远没有一门心思“剿共”的国民党当局迫切。牛兰对国民党当局的价值更大——他们企图以此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于是，国民党中统局很快和上海租界巡捕房达成了交易。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判牛兰夫妇。这场审判没有真正的判决，只是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

　　8月12日，牛兰一家三口从上海被押解到南京。

　　就在押解当天，危难中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先期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也通过律师发表公开声明，抗议当局的不人道，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妥为照料，直至牛兰夫妇无罪开释。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回应。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国民党手里后，就失去了一切信息，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

　　直到一位身份特殊的重要人士介入牛兰案。她就是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一直致力于民族进步和解放事业，在国际国内都享有极高声望。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在国民党政府中没有担任实职，却有着不能忽视的特殊影响力。

　　1931年7月末，宋庆龄离开德国，回国为母奔丧。她于8月13日抵达上海的时候，牛兰一家已被押解到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在将牛兰夫妇投入监狱后，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审判，反而在监狱中对牛兰夫妇百般折磨。牛兰夫妇曾先后多次绝食以示抗议。

　　与此同时，国际进步组织与进步人士也积极采取行动，他们纷纷致电宋庆龄，把营救牛兰的希望寄托在刚从海外归国的宋庆龄身上。

　　据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8月18日，美国作家德莱塞等32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恳请她对牛兰夫妇“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劳动妇女领袖、国际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以个人名义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

　　宋庆龄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投入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并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派性质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质子”蒋经国

　　面对汹涌的舆论风暴，国民党政府装聋作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运动的领导人，宋庆龄决定以“孙夫人”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当局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她的妹夫——蒋介石直接对话。

　　在牛兰夫妇被捕五个月后，宋庆龄走进了蒋介石办公室。

　　蒋、宋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形，从未被人披露, 只有在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只言片语的记录。

　　1931年12月16日会面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可见，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拿出了蒋经国作为交换筹码。

　　作为蒋介石的嫡长子，蒋经国深受家族器重，在其16岁时，蒋介石便送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蒋经国有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那时的蒋经国对共产主义有浓厚兴趣，到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是他的团小组长。

　　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决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也是在这前后，蒋经国大学毕业，申请回国，未获批准;继而又上了军校，3年后毕业再次申请回国，再次被否。共产国际和苏联再三阻止蒋经国回国，当时各有因由，到了1931年要营救牛兰时，蒋经国派上了用场，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质子”或“人质”。

　　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请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他们原以为这是个蒋介石无法拒绝的筹码，没想到却被蒋介石一口回绝。

　　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写得“大义凛然”，足可以当成第二天公开发布的“大义灭亲”声明。其实哪有什么“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孙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儿子可以不要，蒋介石心心念念的，只有他的“反共大业”。那才是“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以及大量机密文件与资金被查抄，已经给共产国际在中国与远东的活动造成了极大损失。

　　首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 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其他成员只得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一度完全中断。

　　不仅如此，牛兰夫妇的被捕还牵连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的共产组织。

　　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而恰在牛兰被捕前几天，香港英国警察在香港捕获了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从牛兰处得到的文件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将材料转交给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党员与当时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追捕。

　　以牛兰夫妇的身份，他们掌握的秘密远远超过这些文件。国民党政府岂肯放过这条“大鱼”。

　　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计划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不得不再寻他法，启用了隐蔽在上海的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