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杀妻案疑云：妻子是偷情还是偷文件？(2)

　　吴戾天在文中写道：

　　“1935年红军到达西北后，第一军跟踪尾随与红军对垒。第一军的眷属，都住在西安，张妻带着孩子(不满三岁)和其他军官眷属住在一起，他在前线忽然得知妻有外遇的信息，就借春节假期来到西安，挚妻儿回户县省亲。除夕之夜命妻到后院菜地割韭菜做饺子，正当其妻弯腰割韭菜时，他陶出手枪，从背后将妻击毙(一说这次事件，是张的同事杨团长开玩笑酿成的，这团长到西安探亲，回到部队后与张在闲谈中，谈到西安家属情况时，说有一天看到张妻与一男性逛街，张本性多疑而残忍，就信以为真，致酿成人命)。”吴戾天(吴鸢)《我所知道的张灵甫》(《陕西省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4年9月)。吴鸢在抗战期间任职74军军部，他对张灵甫过去的了解，应来自于同事间的传闻，故此文对张灵甫的籍贯、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内情和妻儿情况等记述多有不实讹误。

　　因上文作者曾经与张灵甫在同一个部队共过事，他所听到的这个传言为不少作者所采信，相信也成了后来别人撰写该事件的蓝本。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的《张灵甫》一章，对这一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但是，张灵甫是一个非常冷酷寡情的人，其醋劲在同事中出了名。一天，张灵甫见一位同事探亲返部队，便问：“你可看见我的太太?”这位同事打趣地说：“看见啦，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位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俩人可亲热哩。”张灵甫是一个遇事很认真的人，听说妻子“不贞”，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天闷闷不乐，脾气变得越来越粗暴，见谁骂谁。他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耻辱。但直接提出离婚，又怕成为同事们的笑柄。后来，他向胡宗南请了假，带着一支手枪回家，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妻子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过饺子了，你为我包一顿饺子吧。”妻子听后便爽快地到菜地割韭菜。张灵甫便尾随在后，待妻子刚蹲下去割韭菜时，即拔出手枪，对妻子后脑就是一枪，妻子一头栽倒在地。他枪杀妻子后，既没声张，也不掩埋尸体，就返回部队。”南昌陆军学院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五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

　　上述情节，显然也是脱胎于吴戾天的版本，只是情节演绎得更富于戏剧性。

　　张灵甫在1935年冬请假离队确有其事，至于蓄意带枪回去杀妻之说，则是想当然的讹传。在他请假的时候，情况尚一切如常，当时他只是从松潘高原下来后回家去休假探亲而已。

　　由于一直在前线奔波与红军作战，张灵甫把妻女安置在了西安，吴海兰当时借住在张灵甫的堂兄大哥张德甫的家中，位于西安莲寿27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大院子，张德甫家住后院，前院的邻居是一对李氏姐妹。

　　当张灵甫回老家探亲时，他先到了西安堂兄家里，和吴海兰一起小住几日。小别胜似新婚，开始的时候，小夫妻俩形影不离，白天一起逛街吃饭，晚上一同出去看戏，很是快乐甜蜜。

　　“五叔父回西安后，就住在我伯父家里。那时他回来和吴海兰的关系很不错的，他们经常出去玩得很开心，还带我一同去易俗社看过戏呢，我还记得那晚看的戏叫《韩宝英》，戏文讲的是韩宝英救石达开的故事。”张灵甫的侄子张居正当时十多岁，正在西安读小学，他还清晰记得案发前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有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俩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五叔父在发脾气，我伯父就出来调解。第二天，五叔父与吴海兰一起回乡下老家，后来便发生了悲剧。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我们的住处，记得那天我出门上学，在半路上还遇见了他，他只身一人往家里走。回到家后，他把吴海兰的衣物付之一炬，后来我伯父将他训斥了一通。”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对笔者采访的书面回复

　　张灵甫回乡下老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笔者曾向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求证上面文章所描述的情节。

　　张居礼先生说：“这件事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听我母亲(笔者注：指邢凤英)说的。据我所知，他们两人(笔者注：指张灵甫和吴海兰)当时在家里的后院谈话，不在菜地里。我母亲就在现场不远处，但并不知道两人在谈些什么。后来就听到一声枪响，我母亲大惊失色，吓得掉头就跑，也没顾得看清是怎么回事。因为事发突然，我母亲虽然在现场，但也不太清楚当时的状况和开枪的原因。至于不在场的外人传说，我不便评论。所谓割韭菜包饺子，显然是在编故事了。事情发生在冬天，大冬天的陕西，那块地里会长韭菜?”他接着补充道：“说实话，有些事情就是人家在这么传说了，其实究竟为什么开的枪，有什么内情，现在很难说得清楚。”2003年10月笔者对张居礼先生的电话采访

　　看来只有张灵甫自己才能说清楚了。此案发生十年之后，他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听说了这桩案子，当时年仅十八岁的王玉龄竟然傻乎乎地去问丈夫：“要是我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你会怎么处置我?”

　　张灵甫被天真的新婚妻子触及早年的伤心事，哭笑不得，只是看着她摇头苦笑，没有说话。

　　“我当时真的很幼稚。”王玉龄说：“我还对他说：‘我要是真的出了这种事，随你怎么处置，我们家人是不会去告你的。’他不解释，只是沉默地拥抱我。后来才告诉我说：‘是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事发前晚，我们已经发生过争执，我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天带着孩子坐马车回长安乡下。从西安回家的路上，总会经过我母亲的坟地，她知道我每次回家都要在那里下车，在母亲的坟前祭拜过后再回家，以前她都会跟我一同下车，那天她拒绝了，我当然很生气。回到家查问她一些事也不答话，那我就火更大了……’”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至今为止，这大概是我们能够从当事人最亲近的人处，得知他亲口对此事说过的唯一只言片语。

　　张灵甫无意再说下去，也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大光其火。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刘光宇抗战期间长期是张灵甫的直属部下，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国民党军第100军副军长(军长杜鼎)，属陈明仁兵团。陈明仁长沙起义时，刘光宇与杜鼎因拒绝跟随而率部哗变，后转赴台湾。与王玉龄偶然谈到此事，开口就是惊人的一句：“她偷了张灵甫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