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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倚重两大爱将林彪与许世友的关系

2017-02-21 阅读次数:

毛泽东最倚重两大爱将林彪与许世友的关系

  毛泽东最倚重两大爱将林彪与许世友的关系

  林彪与许世友的关系,军衔一为元帅,一为上将,却都是毛泽东不同时期最为信任、倚重的爱将,也都曾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着掌管重兵而难以替代的军中位置。

 

  林彪1928年4月随朱德上井冈山后,不久被毛泽东发现提拔为红四军28团团长,随后又在红四军七大上的“朱(德)毛(泽东)之争”中,以少数派而异乎寻常地主动支持毛泽东,由此成为毛泽东视为股肱的第一爱将,开始亦步亦趋地接替朱德的位置上升,中共军队乃至其整个政权的权力顶峰,也从“朱毛”最终演变为“林毛”。

 

  朱德由红四军军长升任为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便接替为红四军军长;朱德升任为红一方面总司令,林彪便接替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朱德升任为八路军总司令,林彪便接替为115师(红一方面军改称)师长,后来又担任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亦即红军时期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建国后,总司令这一象征性的称号取消,林彪于1959年成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正式取代了过去朱德在军中的位置;到“文革”中,林彪更成为全党全军的副统帅与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地位超过朱德,仅居于毛泽东之下。

 

  许世友的人生机遇远没有林彪的顺畅,驾驭战争的谋略艺术更非同一个档次,但他最终以外表粗鲁内心精明的“包装”,跻身于毛泽东极少数最信任的将领行列。

 

  他出身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系统,是“仇视知识干部狂”的张国焘从墨水不多的工农干部中一手提拔的爱将。1937年6月,他被毛泽东“收服”后,逐渐被视之牛皋、李逵一类粗鲁却忠诚的人物被毛泽东信任。

 

  特别是从建国后的1955年起,毛泽东一直让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成为他牢牢掌控军队的重要干将;到“文革”中,更是提拔许世友为政治局委员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后为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制衡已有信任危机的林彪坐大、反侧,以及百年后辅佐接班人顺利执政的“股肱之臣”。

 

  林彪与许世友两人之间也随着毛泽东“宠爱”的或亲或疏,个人命运的或沉或浮,有着戏剧化的“恩怨”。

 

  一、林彪抓捕许世友

 

  1936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经过诸多波折,特别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惊险曲折历程在西北会师后,毛泽东将三大方面军的主要骨干将领调入位于保安的红军大学集训。

 

  似乎是借鉴蒋介石黄埔军校与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对红军大学的培训格外重视,特意任命第一嫡系爱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久负盛名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反而为副校长做副手),自己兼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委。红军大学不久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址也迁往延安。

 

  1936年11月初,时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的许世友,被调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当了一名普通学员,开始接受服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思想帮助”训练。

 

  4个月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路军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张国焘赖以与毛泽东“斗法”的军队顿时损失了一大半,再也没有过去在红军三大方面军中“鹤立鸡群”的局面,他的党内地位由此陡降。

 

  毛泽东开始全面清算张国焘当年“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罪行”。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说:“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作为校长的林彪自然成为这场清算的主将。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回忆:“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政治部列出三条:一为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为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

 

  也就是说,这场“秋后算账”,不仅张国焘罪责难逃,曾追随过他的红四方面军所有将领也在所难免。抗日军政大学许多红四方面军学员因此被红一、二方面军学员批斗,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愤而举枪自杀,结果没有死成,只是重伤住院,但从此踟蹰仕途,后来最高不过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20师师长。

 

  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首当其冲,大会小会挨批。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大会上,他忍不住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

 

  许世友这一番话瞬间捅了马蜂窝,“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一时震响会场,他被当作“张国焘的徒子徒孙”加以严整。

 

  回到房间后,许世友觉得呆在延安已无出路。他找来红四方面军学员王建安、詹才芳等人密谋离开延安,投奔留在四川的旧部刘子才。不久又经秘密串连,不堪批斗的红四方面军5名军级干部、6名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入伙”,定好了出走时间,许世友还画好了行动路线图。

 

  但临走前的几个小时,思前想后的王建安突然后悔了,在许世友不许退出的情况下,他将密谋告诉了学员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谢富治也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担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一直就任政工干部的政治敏锐性,令他顿时找到了“靠紧”中央,获得信任的机会。他当即将密谋上报,校长林彪很快就知道了。

 

  林彪一面紧急进行预防处置,一面又迅速报告毛泽东,获得抓人的许可。林彪立即将许世友等30余名参与密谋的人抓了起来。因听说许世友有武功,抓捕时还特意安排了8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动手。

 

  抓获成功后,林彪主张枪毙许世友。

 

  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不是许世友一个人,而是牵扯到大批红四方面军将领以及万余名士兵是否“臣服”中央和毛泽东的问题。他深思熟虑后,否决了林彪的主张,采取古代演义里常见的“亲解其缚”的方式,收服了许世友。

 

  许世友此后转入积极批判张国焘的行列。

 

  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首当其冲,大会小会挨批。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大会上,他忍不住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

 

  许世友这一番话瞬间捅了马蜂窝,“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一时震响会场,他被当作“张国焘的徒子徒孙”加以严整。

 

  回到房间后,许世友觉得呆在延安已无出路。他找来红四方面军学员王建安、詹才芳等人密谋离开延安,投奔留在四川的旧部刘子才。不久又经秘密串连,不堪批斗的红四方面军5名军级干部、6名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入伙”,定好了出走时间,许世友还画好了行动路线图。

 

  但临走前的几个小时,思前想后的王建安突然后悔了,在许世友不许退出的情况下,他将密谋告诉了学员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谢富治也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担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一直就任政工干部的政治敏锐性,令他顿时找到了“靠紧”中央,获得信任的机会。他当即将密谋上报,校长林彪很快就知道了。

 

  林彪一面紧急进行预防处置,一面又迅速报告毛泽东,获得抓人的许可。林彪立即将许世友等30余名参与密谋的人抓了起来。因听说许世友有武功,抓捕时还特意安排了8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动手。

 

  抓获成功后,林彪主张枪毙许世友。

 

  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不是许世友一个人,而是牵扯到大批红四方面军将领以及万余名士兵是否“臣服”中央和毛泽东的问题。他深思熟虑后,否决了林彪的主张,采取古代演义里常见的“亲解其缚”的方式,收服了许世友。

 

  许世友此后转入积极批判张国焘的行列。

 

  二、许世友“靠拢”林彪

 

  许世友虽然粗鲁,却也有权衡利害、富于机变的粗中有细。

 

  他前期最服张国焘,除张国焘一手提拔的知遇之恩外,更是张国焘有说一不二的权威。

 

  许世友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是无门无派,我就是觉得当兵打仗,不听上面的要吃亏,曾中生他们太书生意气了。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老张(张国焘)手很黑,一般人斗不过他。”

 

  许世友

 

  许继慎、曾中生这些黄埔军校高材生书生气太浓,明哲保身上反不如几乎大字不识的许世友,结果都惨遭张国焘“肃反”的毒手。

 

  延安密谋出走事件后,许世友知道了毛泽东是比张国焘更大的权威,从此“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许世友语)。

 

  但毛泽东百年之后呢?

 

  这一问题在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党章后,许世友有了答案。

 

  他一反传说中只服张国焘、毛泽东的常态,开始到曾经抓捕过他的林彪家拜访,并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给林彪。1969年4月林彪接见许世友时,还特意“讲团结问题”。

 

  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发言后,多数与会者拥护林彪的讲话,特别是对“四人帮”早已不满的军队将领。“四人帮”骨干张春桥一时成为千夫所指。

 

  许世友认为“‘鳝鱼眼’(张春桥)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签发了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随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写了表态信,中心意思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

 

  杨得志出身“双一”即“红一方面军”与“红一军团”,是林彪的老部下,韩先楚解放战争时期也长期跟随林彪作战,都对林彪敬佩有加,唯有许世友之前属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序列,与林彪并无直接上下级关系。

 

  不想会议中途毛泽东突然站在了张春桥一边,开始反击林彪的“天才论”。林彪从此“失宠”,接班人位置岌岌可危。一年后,他绝望中仓惶出逃,殒命于外蒙古荒漠。

 

  许世友与韩先楚、杨得志的表态信随即连同“五七一(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等材料一起被专案组从林彪家中搜出,成为支持林彪,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证据。江青对此不依不饶,试图整倒这几位不大听话的军中老将。

 

  但毛泽东深知“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只要自己在位,他们不敢有多大的异举,何况身边最贴心的“家将”汪东兴都曾为后路计向“接班人”林彪投机示好,他未予追究,因此最后也只让许世友等人写个检讨。

 

  1973年5月,毛泽东对韩先楚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支持林彪之举也就不了了之,许世友有惊无险。

 

  三、许世友抓捕林彪“余党”

 

  林彪1971年9月13日出走蒙古,公开与有半个世纪“父子之谊”的毛泽东决裂。当日凌晨,南京军区许世友便得到了周恩来的指令。

 

  他或许有所感慨,当年在延安,林彪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嫡系爱将,抓捕过“反对主席”的自己,如今世易时移,白云苍狗,当年的情形正好反过来了。

 

  林彪

 

  许世友当即召见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肖永银,命令“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如果有飞机落在我们这里,不准起飞”,随后又交代,“所有的飞机不要上天,所有的舰船不要出航。”

 

  部署完毕后,他在8大军区司令员中第一个向周恩来回话,说:“报告总理,我已下令占领南京的全部机场,请总理放心。”

 

  不过,林彪的飞机并未来到南京地面,而是坠落于外蒙古。

 

  几天后,许世友又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秘密逮捕林彪死党“三国四方”。“三国”指的南京、上海、杭州,“四方”指的是北京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

 

  许世友告诉肖永银:“林彪、叶群、林立果现在已横尸荒野,主帅一死,三国四方必然失魂落魄,他们会不会作垂死挣扎呢?必须赶快解决他们”。他还说,北京的死党已抓起来了,南京要赶快行动。

 

  经过周密部署,许世友很快完成了任务,王维国等人被一网打尽。

 

  自此以后林彪成为千夫所指的叛徒,比许世友当年在延安的“张国焘余孽”、“张国焘徒子徒孙”雅号惨烈百倍。林彪与许世友在党内权力斗争波浪的浮沉中,许世友成为笑到最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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