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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为何要制造“二月兵变”将贺龙折磨致死(2)

2017-02-20 阅读次数:

 

  康生,一生狡黠,诡计多端,他的赌注都是押双宝,而且是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玩弄权术,他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但临死之前,还最后施展的投机钻营,恐怕连江青都想象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国至高无上的“女皇”却被自己的“大恩人”给秘密出卖了。

 

  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他所做的罪过的。1968年7月、8月两个月内,康生授意和亲自排列的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黑名单,将72%的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将61%以上的中共八届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50%左右的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国特”、“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些迫害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黑名单居然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迫害大批干部的同时,依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和迫害,仅中央党校被株连的“黑帮子弟”就有150多个。这些青少年还没有真正走向社会,就被进行了无情斗争,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

 

  在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或阴谋暴露而受到攻击时,康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马前卒”,甚至将他自己的心腹打手或干将抓来作“替罪羊”。

 

  1967年初,康生以为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别出心裁地担心军队中还会窝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残渣余孽”,于是向林彪呈报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当时林彪正想借着这把刀将自己的敌对势力斩草除根,于是一股阴冷的黑风开始冲击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开始大乱,陈再道、许世友等大军区司令员,有的成为“阶下囚”,有的遭受着人身污辱。

 

  然而,正当康生踌躇满志的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到各地围攻军队的消息感到势态严重,“将军队搞乱等于是釜底抽薪”。他怒斥林彪、康生一伙乱军夺权,起笔批道:这是“毒草”,“还我长城”。这真如平地一声惊雷,康生慌了手脚,“吓得魂不附体”。而后,康生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寻找替死。阴险奸诈的康生在形势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时,不惜抛出他们的得力党羽,移物栽赃,加害他们的打手和干将,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入牢狱。

 

  事后,康生担心内幕败露,又谋划对王力、关锋的好友,在“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当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进行残酷迫害。李广文被逼迫走极端,宁愿争个“鱼死网破”,于是他深夜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大字报。他本已成为康生的亲信,却被害坐了10年监狱,因之而受株连者多达350人。

 

  1966年8月,康生为了将刘少奇彻底置于死地,首先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随后,揪“叛徒”之风,刮遍全国各地,他们目无国法,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整别人的黑材料。

 

  康生亲自指示造反派对张闻天、安子文等同志进行围攻。实际上,康生所称的“叛徒集团”纯属子虚乌有。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的高级干部,在1931年至1936年,曾被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刘少奇和北方局为营救这些同志,曾向中央打过报告,根据中央的决定,才想办法将这些坚强不屈的同志营救出狱,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明明熟悉这一情况的康生,竟然颠倒黑白,将61人打成“叛徒集团”,把刘少奇说成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对刘少奇狂加迫害。

 

  康生对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孟用潜、丁觉群等人,也曾用十分狠毒的手段进行逼供,残酷迫害。康生不断罗织和加重刘少奇的罪名,将刘少奇诬蔑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直至在开封监狱,将刘少奇折磨至死。

 

  康生整人可以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为了将民族的精英一网打尽,不惜对广大革命群众下毒手。“文化大革命”中,在他的挑唆下,全国出现了派性大战,众多的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他制造的“内人党”黑风,在内蒙古草原上“刮”走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性命,16222人被迫害致死,受诬陷群众多达346000多人。康生对全国广大群众的迫害,从“揪内人党”事件中可见一斑。

 

  把康生说成是害人成性的刽子手,可以说毫不过分。在几十年的害人经历中,他发明了许多害人的理论:根据“主观想象”、“可能”的猜测、“由此及彼”的株连,要不就是“相面”或给他人“栽赃”。多年来康生自居为防奸专家,而实际上,他集历史奸恶之大成,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他残酷迫害妨碍他夺权的人,达到了惨无人道、随心所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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