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的禁锢人生：你让他去死 他可能真的会(5)
2017-02-15 阅读次数：
江涵拿起电话激动地拨出了所有熟悉的号码，她想告诉对方，自己所有令人恐惧的变化原来是因为生病。但电话那头的回应让她重新堕入了黑暗。
“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父母说。几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她的“不开心”根本不是“病”。
戴胜的经历也如此。有人说，“没事的，生活很美好的啊” “抑郁症是什么，神经病吗”“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吃有喝的怎么还抑郁了”“没事找事吧，想开点就行了”“你就是青春期而已”“很正常的失眠，过几天就好了”“你不就是不想去学校呗，装什么装”“哪有什么抑郁症，就是吃饱了撑的”。
这些话像锤子一样敲打着她们本已脆弱的神经。
为了避免给彼此带来猝不及防的伤害，戴胜已经主动删除了QQ里原有的200多个好友，还多次跟家人强调了什么事一定会导致她精神崩溃，包括给打她电话、敲她房门以及问她崩溃时的感受。可家人还是照做不误。
何凝被确诊抑郁后，父母跟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告诉同学和老师”。她曾经为了自救看了很多抑郁症方面的书，也买了很多给父母，哭着求他们也看看，但是那些书到现在还原封不动地放在书架上。
许多抑郁症患者在承受病痛困扰的同时，还要经受这另一种折磨。而这种折磨，就来自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献云已经工作了26年，她清楚地感受到就医人数的增加和社会认识的提高，但是“程度还不够”。她极其不赞同“抑郁症患者就是意志薄弱”这种说法。
“你没走过他们走过的路，不会知道那有多坎坷，而他们能够挺过来，也是一种坚强。” 这位医生说。
2015年，她在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教授程绮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科院学者朱廷劭的研究团队，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之间，三方开始频繁地互通电话和邮件。
这个树洞在日渐拥挤的同时，一群专家团队在远处默默观察它，而且这些凝视树洞的眼睛越来越多。
“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那个隐秘的树洞里，何凝已经与30多个人互相关注，他们称彼此为“病友”。这些人像被外界的冷漠推搡着、逼迫着，却又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在那里，何凝找到了在现实中久违的理解和宽容，她的悲伤、痛苦、焦灼一下子变得无比正常。“我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
大多时候，她们会跳过日常的寒暄，直接分享彼此最隐秘的伤口。除了病情，她们聊得最多的是家庭。
戴胜在树洞中留下的评论中，有很多都是针对父母的。“你为什么要说，差，差死了，差到底了。”“可是，我也有努力了，你的眼睛里为什么不是我是第一名。” “你为什么不夸夸我。”
生长在单亲家庭的戴胜从小跟父亲生活，与母亲联系很少。老师要求以母爱为主题作文，她写不出来，只能交白卷。班上的女同学头发会梳成各种花样，她永远只有马尾。母亲说她“太不爱卫生了”，她就天天洗澡，夏天每天三次，冬天每天一次。母亲说她胖得“不像自己”，她曾经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水，胃痛到哭出来也坚持不吃。直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太丑了，太胖了”。
何凝说母亲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而且没有信任感。小时候生病，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装的?”患抑郁症后，她经常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然后蹲在地上一直敲爸妈的房门，直到把他们吵醒，哭着说“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开心，只有我不开心”。
在她们的自我剖析中，家庭是患病最根本、最隐秘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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