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0 阅读次数: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妻子的抽泣和埋怨。其实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谢妻子,在延安新婚数日他就急急赶回前方,等不及与她同行。过了两个月他去阳城(山西)开会,与从后方前来找他的妻子不期而遇,惊喜之余发现她走路竟瘸着左腿。原来是途中夜宿,炕小人多,浦安修只有半个身子能躺在炕上,腿悬在炕外,受了寒。晚上,彭德怀用手从一只土碗里蘸着点燃的白酒为妻子搓腿,笑道:“这在行军中是常事,算是你来前方的第一课啰。”
从新婚开始,浦安修便与彭德怀相伴在艰苦和危险的革命征途上。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遭日军奔袭合围,浦安修与大队失散,在山上露宿了三夜才找到总部。深夜,彭德怀看到疲惫已极的妻子,嘘了一口气,说:“看,你那么瘦,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又是彭德怀的老婆,不能叫敌人抓住呵!”解放战争中,浦安修在西北野战军直属队工作,又备历艰险。彭德怀率军援朝,她去前线探望,途中遭美机轰炸受伤。以后,回忆到这些往事,彭德怀对妻子说:“安修,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敌人。”彭德怀不禁笑起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单纯、善良。
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彭德怀的心情更为烦躁,有时怒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账的那些是是非非,向妻子说明来龙去脉和事情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彭德怀举出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说明并非如此。在绝对崇敬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回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那些历史“恩怨”,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说出去!千万不能说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她有一个最简单,可以说也是合乎常理的逻辑:“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
“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20年的夫妻出现了不和、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浦安修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进一步“认错”,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已。
“对我彭德怀尚且如此,以后党内要多事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彭德怀步出怀馨堂,仰天长嘘。无垠的星空被四周的屋顶约束,只向他露出小小一片,深邃而不可测。浦安修站在他的身旁,她不愿问他这句话的含意,他也不再说下去,但这句话深深印在浦安修的脑海里,直到“文革”后,她才领会到彭德怀对党内斗争那种不祥的预感和深刻的忧虑。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暗暗地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她只得去找杨尚昆。从1939年春到1941年秋,她在杨尚昆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在敌后的岁月,同志间、上下级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杨尚昆受中央之托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安排和日常联系,常借这个关系到吴家花园来看看。“文革”后,杨尚昆回忆说:“我是有工作任务,可以常去,也是想去看看他。”
浦安修壮起胆子找到杨尚昆,流着眼泪问:“我怎么能说得清他们几个人(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所谓‘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关系呢?我要怎样才能划得清界线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呀!”
“你不要为难了,本来他工作的事,你也不知道。”素来既了解彭德怀,也了解浦安修的杨尚昆说,“彭老总的事是彭老总的事,就不要老扯着你了,各是各的嘛。我给师大打个招呼,就不要总是揪住你了,你回去吧。”
杨尚昆仍然和颜悦色。在吴家花园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这样和她谈话了,这使她终生不忘。
过了些时候,当她回到学校时,不再有人要她汇报了,党委会也不再追问她什么了。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浦安修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浦安修,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头在他的血液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分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
从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作。星期天浦安修回来,他不大向她谈庐山的事了。浦安修家里家外都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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