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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插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耀邦同志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
“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三百万,到一九八五年要二千万……现在七百万,再过几年二千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
“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
耀邦同志对知青上山下乡早有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和就业困难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
“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
就业再走老路,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耀邦同志看来,全国的总劳动力应在各生产部类重新分配,因为现代化的工业势必要大量减少工人数量,他说:
“以后,我们现代化工业是要搞的,煤的现代化工业,油的现代化工业,钢铁的现代化工业,电的现代化工业,越是现代化,人越要少……绝不能糊里糊涂在现代化、自动化工业里增加很多人。”
他又举宝钢为例:
“我们的宝钢,九年建成后,全部工人只要三万人”。
“钢铁工人三百多万人,多了。煤也是三百多万人,多了。重工业的人是多了,不是少了,还挤在那里干什么?还挤在那里领工资去,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还挤在那里,“就是新的祸国殃民”!这话太刺激,这话不是针对广大就业群众说的,也不是对重工业产业里的产业工人说的。我认为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说的,因为对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就业门路和思想意识。在耀邦看来,这种就业制度,既害国又害民,所以他说这是祸国殃民的,是使人民不幸的就业制度。
我国解放以后,采取了一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来吃”的政策,也就是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去做。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着力追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平等思想。它可以见效一时,但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理论是相背离的。耀邦同志认为,这种就业制度是大大过时了,他说:
“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要开动脑筋呐,把这个观点讲清楚,要彻底转变我们这种就业思想。一律到全民所有制去,到工厂去,这是过时了,这是思想僵化了,这是不合时宜了,不把这个思想彻底打通,我们就业顾虑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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